第九十六章 大文豪和师徒（第一卷结束）

“阳雨”是王濛的马甲，而王濛是文坛“意识流”派的大佬。

他小说《春之声》写一个出国考察的工程物理学家在春节回乡途中，身处闷罐车厢，“意识”流动，把自己前半生一堆事情全想起来了，全在这车厢里面再回忆一次。

这类小说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根据人的自我回忆穿插不同时空、地点发生的事情，来还原故事的原貌。

——所以，王濛后来提携、推荐郭敬明（《小时代》）进入作协就不稀奇了。

意识流在八十年代得到正名，被认定为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现在看来很抽象，阅读感奇差，但在当时很轰动。

王濛也是个受到时代变革好处的创作者，因为他一系列小说暗含“新时代、新转机”的主题，热情歌颂了年轻人和改革，最终得以在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较高地位的作家之一。

王濛写的评论文章，也和一般人的意义不一样，能代表一些风向。

马识途拿出了那份《文艺报》上的评论，这上面详细描写了于五四青年节在首都“青年联欢会”发生的报告：刘芯武代表青年作家，为“余切”为代表的新锐作家做出评价，赞扬他们。

这报告上讲：

“他们（余切这一代人）是成长在没有禁区的第一代人，所以能创作出更先进的文学……尽管时代已经产生了变化，但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在青年时期形成的，即便逐渐放开了限制，大家仍然不能创作完全飞扬的文学，因为他们心里已经有了镣铐，习惯了镣铐……”

“新的文学只能由新的人来撰写。”

“新的人将突破现有的束缚和羁绊，大胆开拓创新，引领文学潮流……”

而王濛的评论文章呢，在刘芯武报告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些他个人的见解，这些是更为重要的。

“马万梅？”

“诶！”

“倒茶来，我要和余切说话了。”马识途的神色严肃。

“马上——”马万梅立刻斟了两碗茶，并且把张俪叫走了，关上门，剥了一个橘子分给张俪吃。

张俪问：“他们要谈什么事情吗？怎么关上门来？”

马万梅说：“我爸爸和一般人不一样，他越重要的事情，越喜欢喝茶摆龙门阵。”

张俪奇怪了：“还有这种习惯吗？”

马万梅说：“他们那一辈人，多多少少有些习惯，现在看来都很奇怪！”

马识途很喜欢喝茶，蓉城这个地方享乐主义盛行，人们也很喜欢喝茶，许多故事和权钱交易发生在茶馆里。民国年间，川渝地区军阀众多，自有一番天地，茶馆鱼龙混杂。

马识途当时在茶馆听到许多谈资，尤其是军阀治下买官卖官频繁发生，“从院长校长到局长县长均待价而沽，买家踌躇满志，卖家落袋为安……”

这些东西的一部分，被马识途写在了《夜谭十记》里面，许多年后被改编成了电影《让子弹飞》“汤师爷买官上任县长”的剧情。

地下茶馆也是革命党常用的活动据点，落座时岁月静好云淡风轻，起身后就可能镣铐加身难见天日。一些马识途的同志也是在茶馆被抓捕、杀害。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写：“我没有想到，茶馆竟能成为我现在寻求快乐的地方！”

所以，马万梅告诉张俪：“他在和余切聊特别重要的事情……有多么重要？就像是他搞地下斗争，生死相关的事情！”

张俪听得特别的神往。

茶香飘飘，吹开茶水上的浮沫，饮了小口。马识途替《文艺报》总结道：“我们来谈谈王濛的文章，他觉得有这么几件事情，可以促成今天产生新的‘文豪’，第一个是出版界十分繁荣……你认为是这样吗？”

“是这样。”

整个文学在八十年代达到了最高峰，而杂志、报刊产业在当时是蓬勃向上的朝阳产业。

马识途又说了：“第二个是要处在时代大变革的前夜，大家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各家的想法都能畅所欲言……我们现在南方有反击战，内地在进行改革，确实是生机勃勃，有新东西在酝酿，是这样吗？”

“是这样。”余切认可。

他们说话的声音，隐隐从门内传出来。

无论是张俪还是马万梅，她们都很感兴趣，竖着耳朵听。

马识途又说出最后一个：“有大量的作者

和作品加入到我们文坛，不单是一个人在发光发彩，而是一群人最终比较出了最好的，优中选优……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余切还是点头。

马识途缓了口气，端起茶来喝，然后道：“你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啥意见？

王濛在《文艺报》发的评论中，得出结论，现在是“恰好的时代”，等来了余切这样“恰好的一代人”。

这有点像修仙小说里面的“成仙”设定，大家都惊才绝艳，但成仙的空档期比较短，而且有名额限制，而现在新的周期给机会了。

一切迹象都在显示文学盛世已经到来，而且余切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产生文豪的时代了。

但余切想到这里，却又开始摇头。

马识途问：“你觉得王濛说的不对吗？”

“我觉得他说的对，但还缺少了一些东西，他说的这些还不够。”

余切则在此提出一个新观点：“要成为一个‘文豪’，其本身要深刻的参与到历史当中，最终不说明显影响到历史，至少是历史的参与者。”

马识途说：“你意思是这个人是作家，但不光是一个作家是吗？”

“是这么回事。”

马识途激动了，余切的观点竟然和他不谋而合，而这些本来是马识途想要告诉余切的。

他四处张望，家里有这么一些东西：一张大书桌，一些名家的字画，还有一个五角星居中的红旗，它被装裱在画框中，挂在马识途的客厅。

他问余切：“你知道那个旗子是什么东西吗？”

“我才疏学浅，并不知道。”

马识途就解释了，蓉城是49年12月份才解放的。这个只有一个居中五角星的红旗，是原先地下党人得知新中国成立了，欣喜之下，自己连夜根据想象绣出来的红旗。

据说这个红旗是马识途学生罗广斌参与制作的，这人算是余切的大师兄。他也是小说《红岩》的作者，进过渣滓洞，《红岩》简直就是作者的纪实日记。

“王濛要发文章到报纸上，不能什么话都拿上去讲。但我也认为只做这些，是不够成为‘文豪’的，最多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作家，但是作家再怎么厉害，也不是文豪。”

“文豪必须做一些大事情！”马识途说。

“原先我怕你看了这些溢美之辞，你太高兴了，耽误了你进步，现在才知道响鼓不用重锤，你自己是知道的！”

“那什么是文豪？”余切也问了，这次是问的马识途。

马识途则说：“看看这红旗，你看到这红旗了吗？它绣出来有多么困难，经过了多少人的奋斗？对我们民族起到真正影响的，对世界人民有贡献的，才称得上文豪。”

“啊！”张俪忽然感到心中发热，她和马万梅对视，两个人都看到了彼此激动的神情。

原来马识途正在传道授业！他已经认为余切有这样的潜力，而且有这样的品性。

王濛这一篇评论文章引发了轰动，自从发表后，大家都在思考谁有潜力成为下一个文豪。无论是写文章的王濛本人，还是远在蓉城的马识途，他们都想到了刚从南方回来的余切。

岂止是这些大佬呢？就算是初出茅庐做编辑的骆一禾，看了些文章，也在心中把作家们进行了排名：张程志、汪曾琦、石铁生、王安亿、邓友美，这些人能为一个大时代文学打基础的小说……又看了余切的作品，于是骆一禾加上了余切这个人，还把他提到了最前面。

马识途引余切来他的书桌，给他看这段时间来往的信件：“你看看哟，好多的信，很多老朋友来问我，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还有的恭喜我得了个再好不过的弟子。”

“因为你是我最先提携来的，你还是我的同乡，大家都羡慕我。我说老实话，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

余切哪里不知道马识途的意思？当即道：“我当然愿意，马老师！原先你也是马老师，现在更是了！”

马识途高兴极了：“我这个人写文章不怎么样，看人的眼光很准，学生都很优秀。”

马万梅听到这里，立刻推门而入：“爸爸，恭喜你收了个好学生！”

张俪也进来了，俏生生道：“马老师好！”

“好，都好，你也是个好漂亮的姑娘！”

马万梅等他们高兴劲儿过了，喊他们来吃饭：“爸爸，

你不要再聊下去了，菜都要凉了！”

“走，去吃饭！”马识途朝余切挤了挤眼睛，“晚上来打桥牌。”

————

吃完饭，余切和张俪留在这，马识途教他们打桥牌。

桥牌是川渝地区很流行的地区游戏，2到4个人都能耍。在滇省被叫做“八一字牌”或“大字牌”，在湘省某些地区也叫“跑胡子”，玩法与麻将类似，但比麻将更加简捷方便，变化多样。

规则很多，这里是用了较流行的一种规则：分为南北和东西两对搭档。马识途和马万梅一堆搭档，余切和张俪一对搭档。

然后要经过“叫牌”、“打牌”、“计分”等环节完成牌局。比较有意思的是桥牌一开始的“叫牌”很重要，因为在这一轮大家要有个“分数承诺”，最终先完成这个分数承诺，或者是超过这个分数承诺就算赢了。

这种规则消除了随机性，更加注重技术和策略。

此时余切和张俪已经连赢几轮，情况明显有利于他们。马氏父女完全不是对手，然后余切开始胡乱打牌，给张俪使眼色。

张俪也懂了，也开始胡乱打，但她又要比余切更细腻一点，她不断胡乱打，偶尔又打好一两把，让马识途父女感到紧张，然后继续乱打。

马识途忽然问：“余切，你为什么觉得，大文豪要参与到历史当中去？我告诉你，参与到历史不光是风采，也有巨大的风险！”

余切一边出牌，一边说：“泰戈尔组织了印度大罢工，比甘地更早带领印度人对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他写的《人民的意志》成为了印度国歌……”

马识途又问：“泰戈尔是不是多管闲事？我看他是个贵族家庭，本来可以过安生日子，印度人没有他也过得下去。”

余切则说：“20年代印度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他写信给总督大骂英国皇室，直接放弃了英国国王给他的“爵士”称号；他访问中国，十分同情我们当时的处境，又写文章怒斥英国的鸦片贸易；德国人侵略他国，泰戈尔又写了反对法西斯的文章……”

“余切，你都是说泰戈尔搞社会活动的一面，难道你觉得泰戈尔本身的文学性不好吗？”

“不是他写的不好，而是没有这些作品之外的事情，泰戈尔也只是个印度作家，他不配成为‘文豪’，他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来瞻仰他，给他抬棺送葬……这不是写几首诗，写几篇小说得来的。”

马识途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好，也没什么挡不住的外敌，你肯定学不了泰戈尔，那你怎么做大文豪？”

余切说：“年轻人们需要我，我争取让世界人民也需要我。”

马识途听罢大笑：“你要是这些都办到了，你当然就做成了！”

最后马识途他们赢了。余切和张俪在马识途的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见了张俪父母一面，然后乘坐火车回万县。

张俪的父母本来就喜欢余切，现在更喜欢了。她父母是小公务员，而余切的老师马识途原先也算是个干部，经常跑去首都和领导打桥牌，让岳父岳母看到了作家的诸多职业发展可能。

路上途经万县下面的一个小县城，这个地方后来被划分出了万县行政区，是马识途的老家，也是《红岩》作者的老家和安葬地。

是的，这位作者已经离去了。

余切只当这位大师兄还活着，到他的墓前说了一阵自己的情况，然后带着张俪来万县见了父母。期间的惊讶和激动不必多说，从万县再回首都时，张俪已经是余切的正儿八经老婆了。

《婚姻法》是我国最早颁布的法律，但到84年的4月份，中国人才第一次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这之前的许多年，一些地区并不在乎婚姻法这一回事，而是以传统的“亲朋好友见证下大操大办婚宴”为婚姻的保险和承诺。

现在双方见过父母，十分满意，基本上成了大半。

马识途已经和学生分道扬镳，他也非常忙，最近忙着写领导人的回忆文章，以及四十年代他在西南联大与美国飞虎队的结交故事。五月份有会议要召开，马识途还得去燕京开会。

这个老师的路子非常硬，而且活的非常久，今后恐怕没有谁能奈何得了余切了，熬也熬不过余切，甚至都熬不过马识途。

一回到燕京，嗷嗷待哺的《十月》刊，已经冲上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