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 作家和他的弟弟

我曾在一部小说里说过，昼伏夜出几乎是世界上各路盗贼共有的生活习性。仅就这个习性而言，作家类同于盗贼，只是夜出工作的性质与之相去甚远罢了。这篇小说记述的作家就是一个顽固地遵循着昼伏夜出规律的人。他沉静而又疯狂地写作一夜，天色微曙时伸着懒腰打着呵欠躺到床上，直到午后才醒来。

在作家睡眠的这段时间里，最恐惧的事就是来人。来人太多了，多到一般人不可想象的程度。作家因一部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爆炸，就出现了这种寻访如潮的情形。作家自然沉浸在热心者好奇者研究者的不断重复着的问询的愉悦之中，多了久了也就有点烦。烦就烦在心里，外表上不敢马虎也不敢流露出来，怕人说成名了就拿架子摆臭谱儿脱离群众了。然而作家还想写作，还想读书，即使不写不读，仅仅只想一个人坐下来抽支烟品一杯咖啡。于是，作家终于下定决心，在白天睡觉的这段时间里，拔掉电话插头，拉下了门铃的闸刀，在门板上贴一张粗笔正楷的告示：如若不是发生地震，请手下留情，下午三时后敲门。作家往往最容易在语言上出错，仅这条告示而言，就存在严重的错误，因为地震如果真的发生时，即使是四五级的中震，作家就会自己冲出门来的，任何人都不必敲门了。无论如何，这条幽默而又严峻的告示确实制止了无数只已经举起或蠢蠢欲举的手，保证了作家的睡眠。

大约十二时许，作家正沉入深睡状态，有人敲门。轻敲时作家没有听见。作家被惊醒时的敲门声，已不是敲而是捶，真如发生了失火或地震一类灾难似的。任谁都可以感同身受地去想象作家的不快甚至恼恨了：一个通夜写作而刚刚睡了三四个小时的人多么需要休息啊！

作家是聪明人。敢于无视告示而如此用劲儿捶打门板的人，肯定是有重大事由的人，所以也就不敢恼怒，甚至怀着忐忑的心情赶紧拉开门闩。站在门口的，是弟弟。二弟。

作家的第一个心理反应是，这个货又来了。

作家连“你来了”一类客套话都不说，就转身走进客厅。弟弟也不计较哥哥的脸热脸冷，尾随着进入客厅，不用让坐就坐到沙发上了，把肩头挎着的早已过时的那种仿军用黄色帆布挎包放到屁股旁边的沙发上，顺手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点着了。美滋滋地吐出一条喇叭状的烟雾之后，弟弟笑嘻嘻地说：“哥我想你了。”

作家还没有从睡眠的恍惚里转折过来，木木的脑子里却反应出：你是想我的钱了。其实早在开开门看见弟弟的那一瞬，他首先就想到了自己腰里的钱包。这已经是惯常性的心理反应了。没有办法，他的兄弟姊妹全都生活在尚未脱贫的山区。已经给许多人提供了发展机会的社会环境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他的兄弟姊妹没有一个能够应运而出，连一个小暴发主儿都没有，更没有一个能通过读书的渠道进入城市的。他们依然贫穷。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骄傲的心理和依赖的眼光都倾斜到作家哥哥身上来了。作家是兄弟姊妹中唯一一个走出山沟走进省会城市的出类拔萃者，而且不是一般地进入城市谋得一份普通的社会工作，而是一步步打进文坛，且走出潼关响亮全国文坛的佼佼者。作家自己有时候也纳闷：同是一母一父所生的兄弟姊妹，智商为何有如此悬殊的差别，以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的血缘……现在，作家最揪心的是，兜里没有多少钱，怎么打发这个货出门呢？小说作品走红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更红火，然而作家的稿酬收入却少得羞于启齿，即使启齿说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也不信。

弟弟喝了口水就坦然直言：“哥，你甭怕也甭烦，我不要你的钱。我知道你名声大，钱可不多。你是个名声很大的穷光蛋。你给我钱我也不要。”

作家不由一愣，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弟弟更坦率了：“我想搞一个运输公司。先买一辆公共汽车，搞长途客运，发展到三辆以上就可以申报公司了。”

作家吃惊地瞅着眉色飞扬的弟弟，半天才回过神来，我们家里终于要出一个“万元户”了哇。

“你想想你能有多少钱给我？你把我大嫂卖了也买不来一辆‘中巴’……”

作家终于清醒过来，甩了烟头，讥讽道：“凭你这号货能搞长途客运？你是不是昨晚做梦还没醒来？”他太了解这个弟弟了。在他的兄弟姊妹中，这是他唯一可以当面鄙夷地称之为“这个货”的一个。其他几个，本事不大，却还诚实；做不了大事，做小事做普通事也还踏实；挣不来大钱，挣小钱也还扎实巴稳。唯有这个货，什么本事没有还爱吹牛说大话包括谎话，做不来大事还不做小事；挣不来大钱还看不上小钱，总梦想着发一笔飞来的洋财。连父母也瞧不起的一个谎灵儿人物。他唯一的长处是有一副好脾气，无论作家怎么损怎么骂都不恼，而且总保持一张天真的笑嘻嘻的脸。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不相信我。事没弄成以前谁也不信，大事弄成了人就给你骚情了，挡都挡不住。”弟弟不仅不恼，反而给他讲起生活哲学，“你前多年没成名时，谁把你

当一回事？我那时候看你没日没夜地写稿投稿，人家不登给你退回来。甭说旁人把你不当个人人看，兄弟我咋看你都不像个作家。可你把事弄成了，真成个人人了，而今我咋看你都像个作家……”

作家还真的被弟弟堵住了口。这是生活运动的铁的法则。他当业余作者时，屡写屡投屡屡不中且不说，即使后来连连发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时，文坛也没人看好他，只有那部小说和小说改编的电影爆炸之后，原有的、属于他的生活秩序整个被打乱了。这个过程和过程中的生活法则，被弟弟都识破了。作家突然想到，论脑瓜，这个货还真的不笨；论心计——好的或坏的——他还真的不缺，说不定弄不来小事还能弄成大事哩！而今常常是这类人最早越出原有的生活轨道和惯性，一夜暴富。作家便松了口，半是无奈地笑笑：“行啊！你想买一列火车搞运输我都没意见。你搞吧！”

弟弟笑了：“现在该求你了。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给刘县长写个字条儿，让他给银行行长说句话，我就能贷出款子来。刘县长是你的哥们儿……办这事不费啥。”

作家故作惊讶：“哦！你还真动脑子了，把我的朋友关系都调动起来了……”

“而今这社会好是好，没有‘关系’活不了。”弟弟说，“你不过写一张二指宽的字条儿。刘县长也不过给行长打个电话说两句话。都不算啥麻烦劳神的事咯！”

作家笑笑，夹着烟在屋子里转了两圈，给刘县长写了一张字条儿。

几天之后，作家愈来愈感到某种逼近而又逼真的隐忧。这种隐忧之所以无法排遣，在于他意识到某种危险。作家的情绪制约着思路。总是别扭，总是不能通畅，总是无法让想象的翅膀扇动起来，正在写作着的长篇巨著遇到了障碍。他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刘县长办公室的号码，很内疚地说明来龙去脉，最后才点破题旨：“你不知道我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货！我给他说不清道理才把他推到你手里。你随便找个理由把他打发走算了。”

刘县长笑了：“你的电话来晚了。你弟前日后晌就来了。我把他介绍给农行行长了。”

“这怎么办？”作家急了，不是怕弟弟贷不到款，恰恰是怕他贷到了款子，三天两后晌把钱赔光了怎么办！他对刘县长叙说了自己的隐忧。

刘县长不在意地笑了：“银行现在不会再做这种挨了疼而说不出口的蠢事了。现在贷款手续严格了。你放心吧。”

作家放下电话时，稍微安稳了。

巧的是，电话铃又响了，是弟弟打来的。

弟弟说：“哥呀，贷款是没问题的。刘县长一句话，农行行长照办。我想贷十五万，他连一个子儿不敢少给。”

作家听着弟弟狐假虎威，得意忘形的口气，心情又负累了。真要是贷下十五万元，这货把钱给倒腾光了，谁来还贷？他便郑重警告弟弟：“你得考虑还贷能力……”

“害怕火烫还敢学打铁！”弟弟满腔豪气，“现在人家贷款要担保人，或者财产抵押。咱们兄弟姊妹就你日子过得好。你给我来担保。”

作家脱口而出：“那就把我押上？”

“谁敢押你这个大作家呀！”弟弟哈哈笑起来，“行长倒是给我出主意，把你那本书押上。”

作家现在才放松了，疑虑和隐忧全在这一瞬间化解了。行长给弟弟出的这个主意分明是游戏，不无耍笑戏弄的意味。自以为聪明的弟弟现在还在农行行长的圈套里瞎忙着。作家既不想为贷款而负累，也不想再看弟弟揣着那点鬼心眼在老练的农行行长跟前继续瞎忙出丑。他便一语戳透：“我的那本书早都卖给出版社了。版权在人家出版社，不属于我了，押不成了。”

弟弟显然不懂出版法。这个专业法律与弟弟的实际生活太隔膜了。弟弟还不死心：“你写的书怎么不由你哩？你的娃娃咋能不跟你姓哩？”

“这是法律。”作家说。

“到底是你哄我哩，还是农行行长哄我哩？”弟弟的声音毛躁起来了，已经意识到那个梦的泡儿可能要碎了。

“你自个儿慢慢辨别吧。”作家说。

“那你得给我想办法。”弟弟说，“哪怕找个有钱的人，哪怕编个谎话，先让我把款贷下。”

作家再也缠不过，便说：“我有一支好钢笔，永生牌的。你做押吧！”说罢挂断了电话。

冬天到来的时候，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的上部。此刻的心境是难以比拟的，像生下了孩子的产妇，解除了十个月的负累之后的轻松和痛苦折腾之后的恬静与踏实；像阴雨连绵云开日出之后的天空一样纯净和明媚。这些比拟似乎又都不够贴切，真正的创造后的幸福感是难以言说的。

作家急迫地想回老家去。温暖的南方海滨，他都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迫切地想回到故乡去，那里已经开始上冻的土地，那里冬天火炕上热烘烘的气息，那一家和这一家在院墙上交汇混融的柴烟，那一家的母鸡和这一家的母鸡下蛋后此起彼伏的叫声，甚至这一家

和那一家因为牛羊因为孩子因为地畔而引起纠纷的吵架骂仗的声音，对他来说都是一首首经典式的诗，常诵常吟，永远也不乏味。每一次重大的写作完成后，每一次遭遇丑恶和龌龊之后，他都会产生回归故土的欲望和需求。在四季变幻着色彩的任何一个季节的山梁上或河川里，在牛羊鸡犬的鸣叫声中，在柴烟弥漫的村巷里，他的“大出血”式的写作劳动造成的亏空，便会得到天风地气的补偿，他的被龌龊过的胸脯和血脉也会得到迅速的调节，这是任何异地的风景名胜，美味佳肴所无法替代的。他的肚脐眼儿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才汲取营养。他回来了。

作家下火车时，朋友刘县长在那儿接站，随后便进入一家新开发出来的民间食物的餐馆。便是豪饮。便是海阔天空的大谝。便是动人的城南旧事式的回忆。作家后来提起了弟弟贷款的事，随意地问：“后来他还缠没缠你？”

刘县长也是多喝了几杯，听罢便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说话都不连贯了：“啊呀！我的我的……作家作家……老哥老哥呀……你的你的……这个活宝活宝……弟弟呀！我现在才……才明白了……你为啥为啥把他……叫‘货’……”

作家倒进一大口酒，没法说话，等待下文。

刘县长仍然止不住笑，拍着作家朋友的肩膀：“任何天才天才……作家……也编不出……的……”

刘县长讲给作家一个可以作为小说结尾的故事——

你弟弟从我办公室走时，我借给他一辆自行车，机关给我配发的一辆新型凤凰车子。咱们这个小县长，天天用汽车接送上下班，我嫌扎眼，就让后勤处给每位头儿配发一辆自行车。他把车子骑走了，两天后给我还回来，交给传达室了。传达室老头儿把车子交给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车铃摘掉了。车头把手换了一副生锈的。前轮后轮都被换掉了。后轮外胎上还扎绑着一节皮绳。只剩下三脚架还是原装货。真正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了……

作家“噢”地叫了一声，把攥在手里的酒杯甩了出来，笑得趴在桌子上直不起腰来：“我的多么……富于心计的……伟大的农民弟弟呀！”

刘县长倒是止住了笑：“你不还我车子倒算个屁事！你说你丢了，我还能叫你赔一辆不成？可他……偏偏耍这种把戏……”

“这就是我弟弟。常有叫人意料不到的创举，叫你哭笑不得，叫你……”

刘县长说：“我看着那辆破自行车，突然就想起你常常挂在嘴上的‘这个货’！我忍不住就说了你的‘这个货’的称呼……才体会到这个称呼真是恰到好处……”

当日后晌，作家就回到了父母仍然固守着的家园。没有热烈，却是温馨。窑洞整个都收拾得清清爽爽。火炕已经烧热。新添的一对沙发和一只茶几，使古老的穴居式的窑洞平添了现代文明生活的气氛。父母永远都是不需要客套式的问候的，尤其是对着面的时候，看一眼那张镌刻在心头的脸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他随后转悠到弟弟的窑院来。

弟弟正蹲在窑门口的台阶上抽烟，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哥就搬出一只马扎来。作家没有坐，站在院子里，看满院作务过庄稼的休眠着的土地。宽敞的院子里有两棵苹果树，统统落叶了，树干刷上了杀灭病菌虫害的白灰灰浆。一边墙角是羊圈，一边墙角是鸡舍。一只柴狗窜进窜出。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令人感到舒服的庄稼院儿。

客运汽车公司显然没有办成。那辆偷梁换柱而焕然一新的自行车撑在储藏棚子门里。所有零部件都是锃亮的，只有三脚架锈迹斑驳，露出一缕寒酸一缕滑稽一缕贼头贼脑。

作家用嘴努努自行车，说：“兄弟，再去借用一回，把他的三脚架也换回来。”

“不用了，不用劳神了。”弟弟顺茬儿说，“三脚架一般不会出问题，新的旧的照样能用。”

“你也太丢人了！”作家终于爆发了。

“我丢什么人了？”弟弟一脸的诚实之相。

“我给你买不起‘中巴’，买一辆自行车还是可以的嘛！”作家摊开手，说，“你怎么能这样？”

“噢哟哟哟！”弟弟恍然大悟似的倒叹起来，“这算个屁事嘛！也不是刘县长自己掏钱买的，公家给他配发的嘛！公家给他再买一辆就成了嘛！公家干部一年光吃饭不知能吃几百几千辆自行车哩！我揣摸几个自行车零件倒算个屁事！”

作家说：“我现在给你二百元，你去买新车子。你明儿个就把人家的零件送回去。”

“你这么认真反倒会把事弄糟了。”弟弟世故地说，又嘻嘻哈哈起来，“刘县长根本没把这事当事……权当‘扶贫’哩咯……”

作家瞅着嘻嘻哈哈的弟弟，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走出了窑院。晚炊的柴烟在村巷里弥漫起来，散发出一种豆秆儿谷秆儿焚烧之后混合的熟悉的气味。作家还是忍不住在心里**起来，我的亲人们哪……

2000年秋于礼泉（2001年8月20日重写于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