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前夜

五月二十号晚上，周文远从隔壁寝室冲过来，手里攥着一张报纸。

“你看这个。“

陶爱民接过来看。上海《文汇报》，头版右下角，加粗的黑体字：“上海证券交易所五月二十一日起全面放开股价涨跌幅限制。“

他看了两遍。把报纸叠好，放在桌上。

“你——“周文远盯着他的脸，想找到一点兴奋的痕迹，“你就这个反应？“

“你想让我什么反应？“

“跳起来？喊一声？哪怕是笑一下？“

陶爱民把椅子拉出来坐下，从枕头底下摸出账本。蓝色塑料皮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他翻到最近的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往回翻。

周文远站在旁边，看着他翻账本，急得搓手。“明天要涨了，你不准备买，不准备卖，在这儿翻账本？“

“翻账本就是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什么时候卖。“

周文远愣了一下。“还没涨呢，你就想着卖？“

“涨不是本事。“陶爱民翻到一页，用笔在某个数字上画了个圈，“知道什么时候卖，才是。“

“你还没涨呢，就想着卖了？“

“涨完了不卖，等于没涨。“他继续翻。账本上的字迹很工整，每一笔进出都有日期、金额、来源、去向。三月初买认购证的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块，四月份卖中签证收回的九万五千二百块。剩余未中签认购证两千零一十张。借款明细：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

“你有没有想过，“周文远在他对面坐下来，声音压低了，“明天涨多少？“

“不知道。“

“猜一下呢？“

“不猜。猜了也没用。涨多少是市场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我能决定的是——涨到什么位置我走。“

“那你打算涨到什么位置走？“

陶爱民没回答。他翻开笔记本的一页新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周文远歪头看了一眼，没看懂——那行字不是关于价格的，是关于时间的。

时间比价格重要。这是他很多年后才想明白的道理。

“你借的钱该还了吧？“周文远看见那一页。

“不急。舅舅和爸的不催你。你的三千

，等第二轮摇完一起算。“

“我不是催——“

“我知道你不是催。“陶爱民把账本合上，靠在椅背上，“我是在算，如果明天涨了，后面会涨多少，涨多久，什么时候该走。“

宿舍里安静了一会儿。赵鹏飞和另外两个室友去自习了，屋里只有他和周文远。窗外的路灯照进来一块黄色的光，落在地上，像一张旧报纸。

陶爱民想起一个人。

不是这一世认识的人。是他记忆深处的——一个省厅的厅长，姓什么来着。好像是姓方。方厅长。

那年牛市来了，方厅长手里有点闲钱，跟着风进了市。先买了两万块，赚了。又加了五万，又赚了。到了年底，账面上滚到了两百多万。人人都说方厅长眼光准。

方厅长也觉得自己眼光准。身边的人劝他落袋为安，他说“再等等“。再等一等，还能涨。

后来熊市来了。从高点往下掉，一开始是慢跌，方厅长说“回调正常，再等等“。后来是急跌，他说“已经到底了，再等等“。等到他想卖的时候，两百多万变成了三十几万。

再后来，有人把方厅长在股市里的进出记录送到了纪委。公款炒股，违规。方厅长被免职，降为副处级调研员，提前退休。

退休前他跟人喝过一次酒，喝到最后说了一句话。不是“我运气不好“，也不是“我不该炒股“。他说的是——

“我不是输给了运气。我是输给了'再等等'。“

陶爱民当时坐在旁边，手里端着茶杯。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现在他十九岁，坐在大学宿舍的硬板床上，手里攥着两千零一十张认购证。明天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所有人都在说“要涨了“。他的账面利润可能翻倍、翻三倍、翻十倍。

但“再等等“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在脑子里。

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行字：

“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写完他把纸条折了两折，压在枕头底下。

“写的什么？“周文远凑过来。

“纪律。“

“什么纪律？“

“卖出的纪律。“陶爱民把枕头放好，“涨的时候人最容易犯一个毛病——觉得自己

能卖在最高点。没有最高点。只有该走的点。“

周文远坐到对面的床上，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这些道理，从哪儿学来的？“

“书上看的。“

“什么书？“

“很多书。“

周文远显然不信，但也没追问。他跟陶爱民相处大半年了，知道这个人有些东西解释不清楚。不是不愿意说，是说了也不一定信。

晚上十一点，宿舍熄灯了。陶爱民躺在床上，闭着眼。赵鹏飞的呼噜声已经响起来了，一高一低，像锯木头。

他没睡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不是明天的涨幅。他在想另一件事：五月二十一日之后，认购证的黑市价格会怎么走？未中签的认购证会涨到多少？第二轮摇号的中签率会变成多少？如果中签了，追加认购的钱从哪儿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大都已经想好了。但想好和做对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他见过太多想好了却没做对的人。方厅长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他记不清名字了，好像是某市的一个副市长。牛市最高点的时候，账面盈利过了一千万。身边人劝他清仓，他说“不到顶，再等等“。后来跌下来，一千万变成了两百万。两百万的时候他撑不住了，割肉离场。再后来，那批他卖掉的股票又涨了回去，创了新高。

这个副市长最大的问题不是运气差，是不知道自己要多少。不知道要多少的人，永远在“再等等“。

他知道自己要多少。

窗外有风。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响了一阵，又安静了。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枕头底下的那张纸条硌着他的手。硌着好。硌着才能记住。

五月二十一号。早上六点半，陶爱民醒了。他穿上衣服，洗了把脸，去食堂买了两个馒头一杯豆浆。吃完他走到教学楼一楼的收音机旁边，调到上海台。

七点整，新闻开始。播音员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念一条普通的消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起全面放开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开盘后，各只股票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

陶爱民站在收音机旁边，手里端着豆浆杯，一动不动地听完了整条新闻。

周文远跑过来的时候满头汗：“开了？“

“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