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一千五百五十八

1993年2月，临江的冷像从地底下渗上来。

东江大学四舍水房，水龙头没拧紧，一滴一滴砸在搪瓷盆底。陶爱民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蹲在墙角，红灯牌收音机贴着耳朵，音量拧到最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整点新闻，女播音员声音清亮。

“……上证综合指数今日收盘，一千五百五十八点九五，再创历史新高。“

他把收音机从耳边拿开，搁在膝盖上。水房灯管嗡嗡响，白光发青。

一千五百五十八。

这个数字他记得死死的。不是从报上读来的那种记法，是另一种——深得多，也冷得多。一千五百五十八后面是什么，他一清二楚。一年半之后，325点。近八成的市值蒸发干净。那些数字像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搁在脑子里，沉甸甸的，拿不掉。

水房的门哐当响，宿管老陈头提着痰盂进来，看见他蹲在墙角，吓了一跳。

“小陶？怎么了，水管子炸了？“

“没有，听广播。“

“又是股票？“老陈头凑过来，脸上有笑，“我儿子说现在买什么赚什么——“

“陈叔，让你儿子手里留点现金。过年用得上。“

老陈头不以为然，提着痰盂走了，嘴里嘟囔：“年轻人胆子小。“

胆子小。他咂摸着这三个字，没觉得不好。

从水房出来，走廊里热闹。三一二寝室的门敞着，几个经济系的同学围着听收音机，有人念报纸上的行情表。

“飞乐音响四十多块了吧？“

“豫园商城翻了五倍。“

陶爱民从门口走过去，脚步没停。

食堂里更热闹。打饭窗口排着长队，大半的人不看菜价看报纸。角落黑板上不知道谁拿粉笔抄了一段行情，字歪歪扭扭。他打了二两米饭、一个炒白菜，坐到角落。隔壁桌三个人在议论，其中一个压低嗓子。

“经济系赵老师你们知道吧？把存折全砸进去了。“

“赚了多少？“

“四成。两万进去，快变三万了。“

说话的人脸上带着羡慕，又带着几分活泛，好像赵老师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

陶爱民低头扒饭。白菜没油水，米饭也凉了。他一口一口嚼着，吃干净了才起身。

赵老师他认得，教投资学的，课讲得不错，人也本分。一个本分人在这时候把存折全砸进去——那就说明最后一波人正在进场。

最后一波人。接盘的人。

下午，周文远来了。他这阵子在法律系办公室帮忙，帮刘警戒整理卷宗

。看见陶爱民在宿舍楼前石阶上坐着晒太阳，凑过来挨着他坐下。

“听说了没有，经济系赵老师赚了快一万。“

“听说了。“

“你没反应？“

“什么反应？“

周文远摸出一支烟，没点，夹在指间转着玩。“你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股没买。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不买。“陶爱民说。

“为什么？“

他坐直了身子，从兜里掏出半截铅笔和巴掌大的本子，翻开。本子上贴满了剪报，铅笔批注密密麻麻。

“我说三个理由，你听。“

周文远把烟别到耳后，正了正身子。

“第一，股票涨得太快了。飞乐音响去年这时候十几块，现在四十多，涨了三倍。但飞乐音响的利润涨了三倍没有？没有。一个企业利润没涨，股价涨三倍，说明买的人不是为了分红，是为了等涨了再卖给下一个人。这种买法，最后总有人接不出去。“

周文远点头。

“第二，你发现没有，食堂打饭都在聊股票了。菜场卖菜的大妈都问你要不要认购证。人人入场的时候，就没有新的人来接盘了。后面没人接，前面的人就得跑。跑慢了的，套住。“

“第三。“他翻开本子，指着剪报，“去年十二月《人民日报》的口径还是'发展证券市场，引导社会投资'。今年一月变了，叫'理性参与，注意风险'。这个月好几家地方报纸在登提示风险的读者来信了。政策面在变，方向在变。“

他合上本子，收回兜里。

周文远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会跌到多少？“

“我不预测点位。“

“那你判断呢？“

“我的判断是——现在进去的人，十个里头八个要亏。“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不做那八个。“

周文远看着他，总觉得这家伙不像十九岁的人。说三个理由条条分明，一个多余的字没有，那腔调倒像在机关里坐了十几年。

“行，听你的。反正我手里也没钱。“

“你手里有钱也别碰。“

“知道。“

周文远走的时候，陶爱民叫住他：“回去跟刘警戒说一声，让他宿舍那帮法律系的也悠着点。买了的，能出就出。“

“你直接跟他说不行？“

“我说的话他会当回事，也可能觉得我显摆。你说的话你跟他一个系，他不会这么想。话的分量，看谁嘴里说出来。“

周文远

愣了一下，笑着摇头：“你才十九，说话比我们辅导员老到。“

“被生活磨的。“他说，没多解释。

周文远走了。陶爱民在石阶上又坐了一会儿，太阳偏了，影子拉长。操场上的跑步声停了，换成傍晚的广播体操音乐。他站起来往图书馆走。

他得把今天的报纸看了。

2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有篇证券市场报道，措辞不温不火。同一版右下角一条小消息，引了证监会一位负责人的话——“投资者应增强风险意识“。不长，二十几个字。但他知道这种话的分量。

2月17日、18日，地方报纸转载。

2月19日《经济日报》第二版发表署名文章，标题四个字——《冷静为上》。

2月20日《解放日报》转载。

2月21日《文汇报》转载。

2月22日。

陶爱民在图书馆报刊室翻到了当天的报纸。头版右栏，一篇评论员文章。标题加粗，五号字——《警惕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不是读者来信，不是署名文章。是评论员文章。

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措辞严厉，字字斟酌。文章里头一次出现了“投机过热“四个字，头一次出现“泡沫“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加强监管“的表述。

他把报纸放回报架，站在那儿，手指轻轻敲着木头架子。

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本子，把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日期、报纸名称，工工整整抄上去。字小，铅笔削得尖。

报刊室管理员老太太端着搪瓷缸从里间走出来，看了他一眼。“小陶，又来抄报？你那本子快抄满了吧。“

“快了。“他笑了笑，“再抄一年就满了。“

老太太摇摇头走了。在她看来一个大男孩每天来抄报纸，不是怪人就是书呆子。但她不知道，那三个本子里抄的东西，是一张图——往哪儿走，哪儿有坑，哪儿能落脚，都标着呢。

陶爱民合上本子，出了图书馆。天擦黑了，路灯还没亮，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带着水腥气。他裹紧军大衣朝宿舍走。

脑子里没有兴奋，也没有恐惧。只有一个判断——风向变了。

从今天起，这张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市场翻来覆去地解读。有些人会听懂，有些人不会。听不懂的人，会留在山顶上。

他走过操场，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煤渣跑道上。远处宿舍楼灯火通明，有人唱歌，走调了，唱的是《一无所有》。

他把手插进兜里，拇指擦过本子粗糙的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