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2章：小师弟你跟宿先生最像

苏亦在新生见面会的发言，除了让他在历史系一众师生面前大大的露脸之后，也给北大历史系的诸位师长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他所学驳杂。

所学驳杂，就意味着涉猎广泛，不好的一点，就是往往点到即止，不成系统。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在新生见面会的发言都得到了积极的肯定，就连邓广铭先生也觉得他的讲的好。

关于民族国家宋代生成说的观点，切入点尤为新颖，还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最好能够写成系统的论文。

苏秉琦先生给予肯定，说他的发言即从考古学角度出发，也不忘梳理历史，兼得得当，把北大考古研究生的风采体现得淋漓尽致。

显然，苏秉琦先生对于他能在全系上露脸，还是很高兴的。

然而，全程黑脸的人，就是宿白先生了。

当晚，就直接把他喊到朗润园的家中，一通数落，整个过程持续了快有一个小时。

让陪同的许婉韵、姚华山、马世昌三人，也跟着遭殃。

用许婉韵的话来说，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宿白先生为什么数落他？

最大的原因还是他所学驳杂。

“树有枯死日，人有力穷时。你一生所学驳杂，最终的可能性就是耗费你毕生的心血，却仍旧在所学领域难有建树。”

“对于考古来说，你才初窥门径，直接考取研究生已是拔苗助长，然而，这个时候，你已经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晚近时期学术史的研究，甚至还涉猎思想史，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所学的是考古学？你是不是忘了你读我宿季庚的研究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未来所学的是佛教考古了？”

一连串的质问，让苏亦哑口无言。

他总不能说自己前世研究的方向就是考古学术史以及大众考古吧？

或者跟宿先生解释，《宅兹中国》不是我的学术思想是他照搬葛兆光教授的学术成果？

这些都不能说，只好乖乖挨训。

然而，宿先生训着训着，就有人偷笑起来了，是许婉韵，这大姐看着苏亦顶着一张苦瓜脸，宛如小学生站在墙角乖乖认错的模样，忍俊不禁，笑出声来了。

让宿白先生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严肃气氛消散一空。

枪打出头鸟，这个时候，许婉韵露头了，只能分担活力了。

果然，宿先生瞪她了一眼，就开始数落，“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呢，你还不如意这小子呢，他好歹参与完成了一部发掘报告，你呢？这段时间，连我交给你的读书报告都没完成，还好意思笑。”

许婉韵一糗，糯糯说，“前段时间要交接工作，耽搁了，老师，我会尽量完成这事的。”

宿先生哼了一声，不理会许婉韵，继续调转活力，“某些人自觉天资聪慧，啥都想学，难不成你还想自比援庵先生？如果你想要在史学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话，不应该拜入我的宿季庚的门下，而是应该拜入恭三先生的门下。这样一来，你可以继续研究你的民族国家宋代生成说了。”

这个时候，苏亦哪里还敢说话。

不过最后这句话，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难不成宿先生吃醋了？

应该是自己想多了。

季庚，是宿白先生的字，所以，宿先生经常会自称宿季庚。

然而，他刚才提到的援庵先生，则是陈垣先生。

学的历史的，对陈垣应该不会陌生。

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在史学界二陈的成就之高，让后辈望尘莫及。

同样，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陈垣有多牛？

牛到伟人都称他是国宝。

其史学成就硕果累累，沾被（蒙受，还指滋润庇荫）后学良多。其于宗教史、元史、医学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进伟学、史源学、敦煌学诸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启后和重大的开拓、莫基意义，深得海内外学界推重。

尤其是宗教史，被后人称为空前成就。

陈垣先生的元史研究，在深度上超越了前人，把元史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同时他也拓宽并铺平了元史研究的道路，以便后人能在这条道路，以便后人继续向前驰骋，他在元史研究方面实在是有着继往开来之功的。

至于医学史，他更有拓荒创新之举，陈因为早年陈垣还是一位近代医学事业的推动者。1908年他与友人合作创办了光华医学校，这是当时国人最早创建的私立医校。同时，又先后与友人编辑《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刊物，他亦为主要撰稿人。

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三方面细致论说陈氏的史学成就。在宗教史方面，陈寅恪高度评价陈垣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上的首创之功，称“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始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之著述始”。陈垣“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不仅涉及基督教、***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还囊括祆教、摩尼教等已消亡的宗教，均为中国宗教史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概言之，陈垣的宗教史研究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注重扩充史料，正史、文集、碑铭、政书、地方志无所不用；二是注重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以及阐明宗教盛衰与政治的关系（如对摩尼教、也里可温教兴衰的考证）；三是探索宗教文化传播的过程，考察宗教传播与相应文化扩散的情形；四是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褒贬是非，结合现实，考证史实，得出相应的历史认识。

“宗教三书”书影在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将古人零散的考据手段，以科学方法归纳出义例和理论，使其成为可供传授和发展的各门专学。如其目录学代表作《四库书目考异》《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年代学经典著作《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避讳学杰作《史讳举例》、校勘学典范《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以及史源学代表性研究《陈垣史源学杂文》等书，尤其是他系统总结避讳学和史源学的理论，提出校勘四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建立敦煌学，为后人指明了治学门径。

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之高，就连苏亦这样的后辈都要仰望。

所以多年以后，宿白先生都在感慨，世间也难有二陈这样的人。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说苏亦要自比陈垣先生？

那是因为陈垣也是广东新会人。

好巧，就是苏亦的老乡。

同样是新会人，他并没有梁启超出名，完全是因为他不参与政治，只专注学界。

可就算如此，在52年的院系大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以后，因为陈垣先生的威望太高了，直接担任北师大的校长。

陈垣先生这样的人，千年一遇有点夸张，但百年一遇却毫不夸张。

苏亦哪有这样的底气自比援庵先生。

宿先生提到陈垣更多是对他的揶揄，也算是另类的告诫了。

“学生何德何能怎敢自比援庵先生。”苏亦勇于认错。

“你不敢？你要是敢了，说不定为师还高看你一眼，既然你不敢了，就老老实实，专注考古吧。”宿先生冷哼。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已经缓和了不说。

苏亦多少理解，宿先生为何对他生那么大的气。

估计是恨铁不成钢。

又担心他浪费自己的天赋吧。

担心他在其他史学领域上分心，而忽略了考古本身，最终本末倒置，忘他学的是考古，甚至还要继承他的衣钵研究佛教考古。

毕竟，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是被宿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入北大的。

作为宿白先生的弟子，要是连佛教考古都忽略了，以后恐怕要逐出师门了。

好在宿白先生他们到家中做客，绝对不是为了呵斥苏亦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如此，也不需要让马世昌他们仨人陪同了。

他让苏亦四人过来家中做客，除了劝诫之外，更多的是传道受业解惑。

研究生的培养跟本科生的培养最终不一样，不需要想本科生那样老老实实地去课堂上课，被动的接受知识，更多是主动的去学习自己的所研究的领域。

而导师更多是指引方向。

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只有四人。

宿白先生在培养他们的时候，就要花费更多的心思了。

而且，这种还是精英式的培养。

跟苏亦前世在云大读书的大班培养还不太一样。

当时，他们专业就是四十多人，经常会有大班上课，尤其是研一的时候，公开课程一大堆。

从某种意义来说跟本科生没啥两样。

当然，具体到学术导师，一届招生，最多也就是三四个人。

像中文系王瑶先生一样一年招收七个研究生的状况，基本上没有。

不过这种情况虽然夸张，但这七个研究生肯定也不全是王瑶先生全部指导，还需要配上副导师。

而且中文系哪些没法招收研究生的老师，肯定都参与指导培养，毕竟这些都是宝贝。

那么在学生刚入门的时候，导师应该怎么指导的啊？

当然就是列书单了。

先让学生学习中国古代神话及民俗学和楚辞等，在孙雨庵先生影响下撰写了若干相关文章；从容庚（希白）学习历史、古文字、金石学、卜辞研究和书法篆刻等，对容希白先生所授诸课兴趣颇浓；跟寿石工（务熹）学习篆刻，《宿白印谱》所收先生印作五百二十余方，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冯承钧（子衡）学习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颇得冯子衡先生赏识。为了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先生曾在中法大学专门学习法文一年，后来撰写文章所征引喜龙仁（OsvaldSiren）著作基本上都用法文版。1947年，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从向达（觉明）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学。为此经太先生向觉明教授荐引，专门跟从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一年。1981年，宿先生应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讲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随堂所画示意图，连当时听讲的敦煌画家都说宿先生所画既准又快。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 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1946年，名望甚高的汤用彤（锡予）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文学院院长，在北大开设“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等课，宿先生从汤锡予学习佛教史、魏晋玄学等，与汤先生过从甚密。汤锡予先生自西南联大起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宿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原想做《十六国春秋》辑校，但汤先生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后来改撰《麈尾考》，不过此文誊抄后一直没有发表。读研究生期间，即1948年宿先生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汤锡予对宿先生说：你现在已经是讲师了，就不要再做研究生了，故而宿先生的履历表一直都填“研究生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