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不久作者读到这样一篇报道：重庆大学法学院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

前者是群体犯罪率的统计比较，后者是犯罪率的增幅统计，显示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不仅犯罪率高，不但有倍数远高于普通民众犯罪率；并且增幅迅猛，分别高出普通民众群体8.3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两组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然而，根据另一组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数据。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扩大，另一方面，法律对这两个犯罪群体的惩治力度实际上却越来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前者四年中递减了15个百分点，后者大幅递减了近30个百分点。

2008年10月26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作关于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维护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时说，2003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

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和忧虑。它意味着过去的5年间，4500多名拥有县处级以上国家公务人员身份的“人民公仆”，因种种触犯刑律的行为而沦为“阶下囚”。

从某一方面来说法律对官员是仁慈的，比如现在贪污罪的立案标准是人民币10000元（就是这样高的立案标准有人认为还低了，还在建议提高）。贪污实际上就是从公众的口袋里偷钱，这比小偷从某个人的口袋里偷窃性质上还要严重的多，可恶得多，但对一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从1000元到2000元，有些边远、穷困地区还要低一些，也就是说，官员们要从公众的口袋里偷窃比小偷多5-10倍的钱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被追究的刑事责任还可能远比小偷轻！

以上所说的都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公务员，但不要忘了，还有更多的没有达到“犯罪”标准的公务员被党纪、政记所处罚。如果再加上这些被处罚的人，这个社会群体的不良人群之多更加令人堪忧！

然而，除了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些已经沦为阶下囚的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民公仆”以外，更为可怕和使人不安的是：还有大量的各种各样涉嫌犯罪的“人民公仆”因为上级领导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或者为了粉饰“太平”甚至是利益趋同而被掩盖起来了，使这些人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而且也逃脱了“党纪”、“政纪”的处罚。还有那么一些“人民公仆”甚至还结成了犯罪的利益团伙，让人触目惊心的窝案，大案时有发生。人们不禁要问，当领导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惩治一个，绝不姑息”的时候，难道那些犯罪的腐败分子在他们犯罪之初就真的是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察觉，没有人举报吗？真的是“发现”一个就“惩处”了一个吗？为什么有些腐败分子早就被群众揭发、告状多次，不但没有得到惩处，反而会一路高升呢？而且揭发的群众还屡受打击，有些人甚至被逼得家破人亡！

这部小说就是描写一件并不复杂的杀人碎尸案案件发生前后发生的事情。小说对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一些边缘群体的人们进行了真实的描写，也触及到了某些地方司法部门的某些人员的真实行为和心态。

作者希望有与书中人物或者情节相同或相近的人来对号入座，即使不是公开的对号入座，也希望他们在看到书中所描写的事情或人物有与他们或者他们认识的人相近或相同时，能够扪心自问。作者不求他们能够改过自新，但求他们有所顾忌，有所收敛，在干坏事的时候想一想将来的报应。如果我们的官员们常怀畏惧之心，常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战战兢兢，那我们的社会将要少许多的腐败，社会也将会和谐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