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好戏鸣锣

齐天翔和刘唐子刚进办公室不久，栾实就到了，尽管昨天就接到了他的电话，可来的这么早还是有些意外。

“你这是刚从战场上回来，还是上建筑工地视察去了，风尘仆仆的，这么狼狈？”刘唐子看着栾实一身土，一手油的样子，赶紧拿了一条毛巾给他掸土，恶作剧地开着玩笑。

“别说了，刚上高速没开多远，就让一辆小车超车给别了一下，小王处置还算得当，就是车撞到上了围栏，坏在高速公路上了，好容易才找车拖了下来。”栾实一边走到洗脸盆边洗着手上的油渍，一边摇着头无奈地笑着说：“现在的司机，胆大什么也不怕，眼看就超不过去，还要硬超，结果是他过去了，我们遭殃了。”

听栾实这么一说，看看他身上的灰土，齐天翔紧张地问：“真的没事吧？不开玩笑？”

“真没事”，栾实看齐天翔紧张的神情，就放缓了语调，清晰地说：“我这身上的土和手上的油是修车时弄的，想着毛病不大，修修还能对付着开过来，可真是不行，我这修坦克的水平，还真是摆弄不了这小轿车。这不，小王跟着拖车到修理厂了，我打车过来的。”

“你那个破产早就该换了，现在你看看谁还坐你那样的车，也不是没有条件换，打个报告不就换了，不说牌子、排量什么的，起码换个不怎么抛锚的新车，你说这辆破车坏了几回了？”刘唐子不屑地劝着栾实，不过换了口气就接着调侃道：“怎么，想再进一步以后，一步到位坐奥迪？”

“狗屁奥迪，什么车都是工具，我没那么浅薄。”栾实瞪大了眼睛不满地说着，脸上渐渐泛起愠怒的神色。可随即就调侃地笑着说：“其实，再好的车也就是坐坐而已，就像一部电影里面所说，好车一定都是好人开？开好车的一定都是好人。想想也是，这才几年啊，汽车就大量地进入生活，进入家庭。汽车大量进入家庭，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有了车办事方便了许多，坏事是为车所累的人越来越多。以往上班做公交，上车可以眯一会，可开车不行，一握上方向盘，全部的神经都调动了起来，不到停车就没有放松的时刻。汽车还有故障毛病什么的，可开车的人却是金刚不坏之身。不管是几十公里的行程，还是几百公里的长途，都得全神贯注，不敢有片刻的大意，因为几十上百公里的时速，一个不慎结果会是什么谁也不敢想象。不管是今天开了一天的会，还是赶了一台大手术，或者是今天感冒不舒服，抑或是早上出门与老婆拌了几句嘴，或者是老板故意找茬。上了车都不能顾及，都得气定神闲的注视前方，还得留意左右，这不是考验修为的最好方法吗？”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谁叫你买了车了？而谁又叫你没有能力雇司机开车，活该倒霉。”刘唐子撇撇嘴，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生活越来越舒适，而低技术含量的司机却越来越多，想来挺怪的，放着舒服不享受，却要每天自己做司机在路上奔波，真不知是怎么想的。”

“汽车的进入不是水到渠成，而是闯入，是在老百姓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闯入的。”齐天翔也加入到了话题中，思索着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好了，腰包鼓了，可有钱怎么能让人知道，手机太小，人们看不见；名牌服饰光鲜靓丽，可假冒伪劣满大街都是，也靠不住。这个时候，汽车应运而来，四个轱辘的轿车总不是假的吧，有权有势的人才能消费的东西，当然就高人一等了，可毕竟有钱人还是有限，能买得起奔驰、宝马的主毕竟是少数，所以各种日本车大行其道，便宜省油小巧满足了不少有车一族的梦想，可以炫耀也可以代步，但初期代步的作用是不大的，毕竟买车和开车还是两会事。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买车的疯狂与开车的疯狂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初期的炫耀是有车，加上有人给我开车，这范才够足。也就是近些年，年青人走进了车市，他们不但要拥有汽车，还要享受驾驭的乐趣。城市小白领，银行职员，企业主，纷纷做起了有车一族，毕竟车已经从炫耀变得实用，城市大了，上班路上的奔波也多了，有个车的确方便了许多，而且周末或节假日，带着家人或约几个朋友，郊外旅行也很方便和有面子。互相的攀比助推了汽车走进家庭的步伐。但方便的同时，麻烦也是不少，车多了堵的厉害，甚至没有走路快，而且停车也成了问题，有人调侃：现在找停车位比找对象难。”

“车辆的数量在增加，正由于是贸然的闯入，人们并没有做好准备，特别是汽车文化没有提前或同步跟上。”栾实点着头赞扬着齐天翔的观点，接着说：“这一点很像咱们的改革，总体设计没有问题，发展经济，做大做强国家经济总量，改善人民生活，走国强民富的道路，这没有错，而且英明伟大，但国家结构怎么调节，收入差距怎么控制，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怎么协调发展，中央和地方怎么协调一致，以及发展和保障，繁荣和稳定，环境与进步，法律和约束等等的问题，都没有提前设计，甚至没有有效的研究和防范，都是发现一些解决一些，暂时解决不了的留存。因此是越解决问题越多，解决的部门越多越难解决，最终成为一团乱麻，就如城市交通问题、公路三乱问题，问题很大很多吗？没有部门规章管束吗？都不是，而是部门利益没有管束，各部门争利的心理没有管束，所以就有着‘九个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的弊端。那么是改革错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经济、社会、思想、体制，不是都发生了质和量的巨大变化吗？没有改革这个大引擎的驱动，这些成果能实现吗？所以改革没有错，改革的总体设计没有错，只是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困难性估计不足，难点和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足，初期是靠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和矛盾，后来靠市场手段附以法律来应对，发现不管是行政手段，还是法律手段，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根本的问题不是手段，而是自身，而是自身利益的维护和社会利益的获得之间的矛盾，更是完全市场化和法制化与行政化的根本矛盾，市场的归市场，市长的归市长，说说而已，真正让市长没事干，你试试行吗？”

“汽车文化没有有效建立，来源于管理的纵容，更来源于汽车拥有者的心态。”刘唐子接过话题说：“不说太复杂的，就是车辆乱变线和乱停乱放，不是没有规定，不是没人管理，但管理演变为罚款就是对违规的纵容。一罚了之只能使罚款越来越多，因为罚款的乐此不疲，被罚的也乐得接受。触及体肤毕竟好于触及灵魂，十次违章逮住一次，这违反的成本还是值得的。况且这还是侥幸的一些人，更有甚者认为自己有权有势，或有钱有人，开豪车就是可以大声说话，就得所有人都给自己让路，根本没把规则放在眼里，或者眼里就没有规则。这样的人你罚他很难，而且自以为是的膨胀，还会惹出很多麻烦。因此执法不公就导致了更多人仿效，更加的难以管理。毕竟交警只是个部门，脑门没有那么硬，或者脑门硬的人不多，执法畏惧不仅仅是法律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这还不考虑利益因素，交警有罚款任务，行政办公费用和奖金福利的很大一部分，要靠罚款中的超比例返还填补，所以公路三乱越治越乱，城市交通越管理越堵。原因不是汽车，更不是法律，而是体制和规则，游戏都是有规则的，往大里说是社会秩序，往小里说是行为规范。”

“行了，行了，咱们别在这儿当判官了。”齐天翔截住了话题，笑着看着栾实调侃地说：“你这车坏了，折腾了这么长时间，还九点不到就到了，如果不折腾，想必是老刘还得请你吃早饭呢？”说着话关切地问：“早饭吃了吗？”

“吃过出来的”，栾实简洁地回答着，接着又说：“就他那早饭，窝饼、肉末穿沙，还平原传统特色小吃，抠门。”栾实撇撇嘴不屑地说：“想必你第一天来也是这样被他糊弄的吧。”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文化接待，不吃宾馆吃小吃，第一加深对地方环境、人文、风俗的印象；第二迅速拉近与客人的距离，便于工作和感情沟通；第三还真是省钱，还能吃的舒服。”刘唐子掰着手指头煞有介事地讲着，眉飞色舞的样子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那你干脆请到你家里吃就是了，让你老婆弄几张煎饼，卷上大葱，不是更能联络感情，而且还不花钱。”栾实硒笑着奚落着刘唐子，可还是掏出一支烟来递给他，亲昵地点上火。毕竟是老朋友了，说话口无遮拦的习惯了。

“你别说，这还真是一个办法，不行中午就去家，让你嫂子给你做手擀面吃？”刘唐子顺着栾实的话，饶有兴致地说：“吃饭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做饭才是真章。做饭其实不能算是技能，充其量只能算是劳动而已。煎炒烹炸、焖煮溜炖，说白了只是一些基本的手段，除了满汉全席，谁在一顿饭之间见识所有的烹饪手法，而且很多的家常的做法到了大饭店就身价百倍，为什么？环境气氛改变了，小青菜变身绿鹦哥，不是菜在改变，是心境发生了变化。当然大饭店旺火急炒也有效保留了食材的味型，加之高汤调味，不好吃才怪。

但大厨师和家庭主妇的区别，不在乎刀工和厨艺，而是工作和做工的差别。大厨师从学徒开始，不管是切墩，还是颠勺，都是为了糊口，为了有口饭吃。说到底饭店称道的还是菜品和味道，与厨师无关，当然也有打厨师招牌的，但也是凤毛麟角，而且能做到饭店以菜品做招牌的，几千个厨师中也难得一见。而且厨师的地域性很强，川、鲁、徽、粤、湘、豫、潮、扬，地域性很强，很难突破地域特点全国闻名，在一个区域声名遐迩的大厨，到了另一个地方也许就不被人买账。同时一个区域有的食材，习惯了一种烹饪方式，比如说鲁菜的葱爆海参，到了广东就没有市场，味重色浓加之油厚，就不合广东人的口味，他们更喜欢清淡的海参汤。而粤菜的生蚝，到了北京就加入了蒜烤。也许有代表性的就是川菜，纵横南北，其实奥秘不是川菜的好吃，而是融合的各家所长，兼顾了各种食材的特点，麻辣鲜香之后是对食物的精细加工，但真正的招牌菜麻婆豆腐、回锅肉却并没有走向全国，而是火锅、腊肉小炒、干煸豆干之类的菜品赢得了眼球，为什么？川菜迎合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即红红火火地聚餐，又不大张旗鼓地破费，毕竟老百姓的收入还只是停留在比打牙祭更高一点的阶段，也就是相应的聚会聚餐，在吃的过程中交流感情，一顿生猛海鲜半个月工资没有了，谁吃得起。

另外，厨师的工作就是做饭，把饭做好了就是基本的，谁也没有把菜品当艺术品的，除了雕花，那是萝卜，给你也不吃。因此厨师对厨房是又爱又恨，不进没有饭辙，进了也是对耐心的折磨。每天里烟熏火燎，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客人点的是什么菜，你喜欢做麻婆豆腐，他就点了个醋溜土豆丝，你不做？而且土豆丝连做二十个，你还有热情。所以爱好和生计永远都不是一回事。

相对的，家庭主妇有着更多的自主权，有什么食材做什么菜，想吃红烧肉，对不起今没准备，只有红烧鱼，这就是自由，可以根据食材自由判断，而且可以根据喜好有目的地选择食材，想吃小青菜就到菜市场买去，至于是爆炒，还是滑炒，全看心情。当然每天单调的重复也是一种折磨，不管心情如何，都得准备个三荤四素，不管身体心情如何，毕竟你做饭不是为了自己吃，所以责任不仅仅是担当，更是考量，是对自身素养和能力的考验。”

“算了吧，还不够添乱的呢？”栾实摆摆手，果断地拒绝着，转过脸看着齐天翔，神情严肃地说：“过来碰碰情况，想必白书记上回来的情况，你们两人也通过气了，所以过来听听你下一步的安排。”

“从近几天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前期掌握的情况基本件件可以落实，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和证据，涉及的层面非常广，不但有省、市、县的部分和个人，还有北京的一些部门和个人，白书记已经就北京和省里的情况向中纪委领导作了专题汇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我们省里这边郑明书记已经明确指示，由省纪委牵头，市县纪委配合，近期展开全面清理。栾书记过来的正好，正准备通知你这些事呢，你就过来了。”齐天翔神情严肃地部署着，不时皱着眉头，似乎很痛苦，很艰难，的确对于这么大范围的清理和肃贪，对于他来说能够很快获得良好的形象和加分，无疑对就任之后的威信和影响都是很有帮助的，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愿在河海官场有一个辣手铁面的印象，这不但直接影响到他在官场的关系处理，更给岳父的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但如今他却别无选择，除了自身性格中的正直和嫉恶如仇外，他多年养成的道德、信仰、以及价值观也不可能任由这种丑恶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所有正直人们的期盼，还有就是上级交办的任务，他必须完成，为信仰，为事业，为工作，他都必须也应该这么做。看到栾实和刘唐子直视着他的眼神，齐天翔觉得有些走神了，歉意地笑了一下，放缓了语气说：“想着来平原调查落实一些省里某干部的情况，谁知道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这么多的窝案和串案，始料未及啊！”

“这也是当前形势所迫，只能义不容辞地做下去。”刘唐子似乎明白了齐天翔的感慨所为何来，因此坚决地说。

“这样的现象只能说明，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以前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是将功补过，补别人的过，也是补未来的过，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良心。”栾实的话语没有迟疑，方正的脸上印满了坚定和决心。

“好，那就这样，我们平原这边先开始，考虑到过两天的枣香节，为了减少负面影响和不必要的副作用，节后收网。然后适时清河市纪委开始收网，省里那边郑明书记和白书记会统一作出安排。”齐天翔简短地说着，口气中已经没有了迟疑和犹豫，多了一些果敢和坚定。

这也是齐天翔对自己最大的担心，以及对在省纪委挂职和工作的最大矛盾。作为一个学者，他自认为还是够格的，无论在学识、认识、教学水平，乃至做人准则上，都是到位的，说优秀也不过分，但为官，尤其是做纪委的干部，他还是担心自己太过善良，对决定别人生死命运的抉择中心软、手软，尽管嫉恶如仇，但从小到大他都不是一个珠铆必较的人，因此在罪恶和原则，惩罚和感情方面难以决绝。也许这些可以通过时间和经历解决，也就是岳父所说的‘历练’，但更让他担心的是，历练后的麻木和见识多了以后，自己柔软的心会变得坚硬，甚至冷酷，这是更加可怕的事情，麻木了敏锐似乎不可怕，坚硬了内心中的善良、同情、人情和热情，变成了一个没有感觉，没有认知，甚至没有眼泪和惋惜的执法机器，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那样的一天自己有能力拒绝到来，甚至拒绝变化吗？齐天翔不知道，尽管他不敢相信这一切，但却分明感觉到方才自己的话语，已经决定了至少十几个人的仕途和命运，尽管他们触犯了党纪国法，尽管他们自己酿就了这个悲剧，毕竟自己决定了剧情的走向，毕竟自己参与和实施着这一切，这是他们的悲哀，又怎么不是自己的悲哀呢？当他们在他齐天翔的安排下谢幕的时候，又怎么不是他自己作为学者的谢幕和告别呢？

“说来像个笑话，可却是实事，邻省有个县的政协主席，马上就要退休了，可几年前自己买官的证据却随着市里一个副书记的落马暴露了出来。自己送的一个装满钱的箱子里面有一张简历，结果送给领导后，就被放在了储物间了，由于收到的钱物太多，来不及整理，领导压根就没有打开过箱子，结果被纪检人员搜查时起获，所谓拔起萝卜带出泥。”刘唐子想调节一下气氛，“真不知道我们的这些贪官想些什么，又是怎么考虑的，前不久打掉的一个巨贪，家中的一间房子里堆放着上亿元的现金，用了几台点钞机整整点了一天才清点明白，中间还用坏了几台点钞机。真是不明白了，这样的钱用来干什么，又能干什么，除了占用房屋空间以外，有什么意义，能带来身体的满足，还是心理的满足，就像某些贪官落马时所说，自己都不知有多少钱，也不知都是谁送的，甚至有些钱装在箱子里就没打开过，反正有人送就收，而且完全是一种病症的表现，没人送就要，以各种理由索贿，似乎不要就是吃亏，可拿到的却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其实作为官员，尤其是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对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因为吃、住、行，以及抽的烟，喝得酒都是公款或者是有人支付的，基本上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乘坐的车是公家配的，住房是公家免费提供的，医疗是特殊免费的，还有一定的特需服务，所谓公家人公家养，可就这样的条件还不满足，还要伸手，这不是有病是什么？”

“所谓的有命贪，还得有命花才行，再多的福祉，享受到才是真正的福分，贪了那么多，结果却是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岂不是愚蠢和悲哀吗？”栾实咬着牙恨恨地说着。

“看来今天齐书记的心情不太好，要不我们出去走走，散散心。”刘唐子敏锐地感觉到了齐天翔神情和心绪的变化，因此提议着，“栾书记也不能在我这座破庙里多呆，你别瞪我，我也不是撵你，你的出现会让某些人多疑和不舒服的。”

“也是，要不齐书记咱们出去走走？”栾实被刘唐子的话一下子点醒了，这样的时候出现，是会引起猜疑和防范，或许还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看着齐天翔建议着，“去农村转转吧，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好，出去转转，中午到老刘家，还非吃吃嫂子的手擀面不可。”齐天翔赫然地笑着，在栾实和刘唐子善解人意的劝慰下似乎宽慰了许多，也不愿过分地表露什么，就假意开心地说着。

“那还不容易，不就是手擀面吗，老伴拿手的很。”刘唐子爽快地说着，起身要出去安排司机。

“不用单位的车，还是看看你外甥方便不方便，不行就打个出租车下乡。”齐天翔拦住了刘唐子，也使得栾实恍然大悟，用车下乡，不管怎么说都会被猜测，何况是省、市、县三级纪委书记同时出现，很快就能成为机关，乃至全县的重大新闻。

刘唐子立即走到办公桌边拿起电话，很快刘唐子外甥超波就到了，发了个信息过来，就在大院后门外等候，三人走出办公室，走到后门上了车。

“怎么这么快，今天没事吗？”刘唐子上了车以后问超波。

“这不抽上来担任枣香节的安保工作吗，划了警戒区域就没事了，这两天都闲着。”由于有了上回的经历，超波看着齐天翔憨厚地笑了笑，算是打招呼了。接着又对着栾实点点头。

“都抽上来了吗，总共有多少人？”齐天翔没头没脑地问。

“别的所不知道，我们所除了留一个人在家值班外，都抽上来了。”超波如实回答道：“其他所估计也差不多。”

“那乡镇一旦有些什么事情就没人管了。”栾实瓮声瓮气地问，显然是竭力压抑着心中的不满。

“也差不多吧，毕竟是县里的大事嘛！”刘唐子随口附和着，转过脸看着齐天翔，“别说这个了，我们去哪儿？”

“去哪儿？”齐天翔也没有了主意，笑呵呵的望着栾实，又看看刘唐子，似乎在等他们的主意。

“只要离开这里，去哪儿都行！”栾实似乎要发火了。

“要不然去我们老家看看，看看我们新农村？”刘唐子试探地说着，看齐天翔和栾实都没有明确反对，就对超波说：“走吧，回老家转转。”

超波的面包车慢慢驶动起来，向着城外开去。由于是熟门熟路，加之原本也就不远，不一会的功夫，似乎是离开了县城，就到了平仓乡的地界。

“我们这儿是平原，相对山区的几个乡镇，我们这里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也是棉花和粮食的主产区，过去全县的农业也就靠我们这几个农业乡镇来贡献了。”刘唐子不无得意地介绍说：“可自从前些年领导看中了红枣这个特色产业后，不但在冲积滩涂推广种枣，连我们这些土地相对连片的乡镇也要求弃粮种枣，结果枣树没有挂果，粮食收成也没有了，农民很有意见。”

面包车沿着乡村公路慢慢地开着，放眼望去，大片的土地平平整整，很是让人赏心悦目，但耕地里种植的东西却大相径庭，各不相同，还有什么都没有种的黄土地，一块块裸露着十分醒目，就像在平整的绿色画布上打上的一个个补丁。

“这就是农村的现状，联产承包责任制，自主权在个人，种什么的都有，什么都不种的也有，种树的，种粮的，种棉花的，五花八门。”刘唐子不失时机地说着。

“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错，土地分给个人，使人人拥有土地，是当时解决温饱，解决劳动力低下矛盾的必要之举，现在看来也有着政治上、经济上的伟大意义。似乎不干涉，不引导，让农民充分做主才是对农民自主权的尊重，才是充分释放了农民的聪明才智，这种大撒把式的管理方式才造成了现在的混乱。”齐天翔望着外边的土地，思索着说：“以往大片的土地需要耕种管理，生产队会根据农时安排积肥、除草或者浇水，需要什么做什么样的努力，缺水的可以打机井、修水库，可以建立必要的保障和补救措施，这样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就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抗灾减灾，恢复生产。现在各家各户不多的地块，打井修水库投入太大，田间管理施肥除草费时费力，基本上都不管不顾了，又回到靠天吃饭的时候，种子播下去就没有人管理了，长得慢了施化肥，土地没有维护和基本的养护，旱了没办法，涝了也没办法，结果是土地越来越贫瘠，越来越板结，这到底是农业进步了，还是退化了呢？”

“说的是啊！想不到齐书记这个白面书生对农业还这么有心得，猛一听还真是内行，就像是农村长大的青年干部似的。”刘唐子佩服中调侃着，对于齐天翔想事的细致和多样很是称道，感觉这个白面书生热情多学，而且善于学习和观察思考，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这样的独立思考真是难得。于是接着齐天翔的话说：“再好的政策也应该及时地调整修正，土地承包实施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的实践是不是也需要总结和评估了呢，这第二轮土地承包是不是应该进行微调了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之后，土地分散经营的弊端就逐步显露出来，或者说不适应农村农业的具体实际了，出现了人员和劳动力的流动形成的土地撂荒或粗放式管理的现象，或者看不上土地微薄的产出不种的，或者农忙时匆匆种下匆匆收割的，在外务工人员的来回的奔波伤财费时不说，还伤神，种了收获不了什么，不种毕竟是根本，还有的土地只是留着家中的年老体弱的老年人在打理，土地在某些农民眼里成了鸡肋。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研究和应对了，让离开土地的农民出的去留得住是一种智慧，让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生活逐步提高，这更考验我们的执政智慧。”

“这话说的在理，有人不愿种，有人没地种，平均分配的结果就是使农民全部拴在了土地这一根柱子上。”栾实夸赞着刘唐子的话，也发表着意见，“以前实行的农村产业化龙头，以及现在实行的土地流转，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以解决一些现实紧迫的问题，但细细看来却也有着不小的问题。公司加农户的产业模式尽管解决了农民卖难的问题，但毕竟在农产品的价格上多了一层盘剥，不是压价收购伤农，就是加价出售抬高物价，增加最终消费者的负担，而且随着价格市场的波动，违约的事情时时发生，不是产量大了公司压价收购，就是产量低了价格高了农民惜售或毁约。因此，这种模式只能在集中连片地区或种植相对单一地区有一定意义。土地集约化可能是一种方式，可以使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产生连片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催生更多的专业种植户和大户，使有限的土地创造出更大的效益，的确是一种好办法，但就像钱币都有正反两面一样，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反映。首先土地集中到大户手中以后，大户是不是会按照承租年限和约定交还土地或支付租金，土地溢价以后年租金是不是会随之变化，大户会不会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毕竟一亩几百元的租金对于有钱人真不算什么，他不种粮食，挖鱼塘养鱼、建农庄或休闲山庄，这不是没有先例，这样今后交还给农民的土地还是耕地吗？再者规划好或建设完善的土地还会还给农民吗？怎么还？这样就势必会发生关于土地的纠纷，议价买卖还是可能出现的温和的情况，强抢豪夺呢？这样的事情在边远农村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承包土地发生的纠纷和死人事件屡有发生。这样农民不是变相失去土地了吗？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还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当然国家禁止土地，尤其是耕地公开买卖和改变用途，但私下的交易谁能禁止，私下的改变谁又能监督管理呢？靠村委会吗？靠农民自己吗？五十年太长，谁又能知道期间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前城关镇还是一个农业乡镇，这才十几年，耕地呢？农民呢？还能指望若干年以后还是原样，最可怕的也许还不是国家和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而是土地性质变化带来的无形改变，失去了土地或土地集约出去的农民，从土地的拥有者变成了劳作者，那么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又变成了什么了？这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现在农村就有把自家土地包出去，然后再给大户打工的农民，这样长此以往社会性质是不是就发生了改变？因此，现在农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牵扯到了政治和敏感的阶级问题了。而且与此同时，也还有着耕地不租的现象，出再多的钱我也不租，让你集中连片搞不成，大机械和土地集中整理，水利和基础设施无法完全实现整合，这也就失去了连片集约的意义，说简单了这是自主权，耕地租不租完全是个人的意愿，但深层次是不是也有对土地归属的担心，以及讹诈和无赖的动机呢？”

耐心地听着栾实说着话，刘唐子示意超波停车，招呼齐天翔和栾实下车，指着不远处的几栋高楼说：“看看我们的新农村，土地问题之后还有住的问题，新农村建设在这里成了利益重新整合的口实，划庄并村看上去很美，让农民住上了高楼，享受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质量，可住进高楼的农民农具怎么存放？住的离承包田越来越远，下地怎么办？这些都没有细致的考虑和研究，一窝蜂地上，一窝蜂地搞，结果出力不讨好，还是走回了老路，把宅基地又还给了农民。其实这样做的目的不复杂，就是想利用农村的宅基地搞连片开发，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这种伤民伤财的蠢事还少吗？”说着话加重了语气说：“这几栋高楼，农民只住了不到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商品房和县城拆迁的过渡房，很多农民又搬回老村去住了，这样也方便下地干活，结果是新农村没农民，老村拆不了，回耕也成了一句空话。”

“其实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没有，剔除农民头上的盘剥者，让农民自己决定土地的归宿和归属，说来可能缺少觉悟，但却是能解决农村根本问题的出路，那就是农村合作社。其实这是很简单也很实用的一种方法，土地种什么，怎么种，靠单打独斗不是谷贱伤农，就是盲目种植，只有利用农村合作社的集中力量，解决一个很小区域农民头痛的种难、卖难的问题。农村合作社是服务性质的组织，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不盈利、不盘剥，完全自由、公平，以农民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样形成的合作组织和由此建立的集体农庄是不是才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改革的初衷。”超波下了车，不失时机地插话说。

“你还别说，这还真是很新颖的想法呢。”齐天翔满意地看着超波夸奖着，回过头对刘唐子说：“这想法够大胆，说不定还真是农村今后的方向呢？”

“他们在乡镇派出所工作，天天接触这些事情，议论的也比较多，其实有一些乡镇已经开始尝试农村合作社这种模式了，只是没有成熟，还不敢对外说。”刘唐子欣赏地看着外甥，言语中不无夸奖的成分，“咱们是进村转转，还是回家吃手擀面。”

“不看了，回家吃饭，吃完饭回老家。”栾实扭头向车里走去，引得齐天翔和刘唐子都忍不住会心地笑了起来。

面包车调头回去，路上刘唐子又打开了话匣子，“说来也奇怪，每一任领导都要显示自己高出前任之处，这除了我们组织部门用人考察机制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官员自身的政绩冲动问题，以及个人的那么一点私利在里面，每年起几栋高楼，修几条街道，看上去确实很明显，很醒目，但城市的下水管网却年久失修，淤积严重，甚至几十年前的管网还在使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扩大的需要，一到雨季就成了水城，这些顾了面子、露了屁股的事情不是普遍的个例，该怎么解决，其实老百姓不需要这些面子工程，更不需要城市的日新月异，更不需要城市像个大工地，整体生活在建筑垃圾和烟尘之中，他们需要简单的生活，需要安全的生活，需要碧水蓝天，这些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也是必须提供的。”

“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过去讲管的太严，也在却是管的太松，似乎分灶吃饭就是谁也不管谁，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还有一个大家小家，大河小河的辩证关系问题，现在却只看经济增长数字，只看表面的政绩，只要有发展，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管，比如地方政府发债的问题，怎么管控，怎样防止投资冲动，特别是怎样防止投机和与民争利，这不是上级政府应该考虑和管控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哪些是要靠举债建设，哪些是要靠财政资金投入，不是应该有效界定吗？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政府举债投入，产生的效益能不能还上高额的本息，这不需要考量政府的举债行为和动机吗？政府靠债务发展和建设，本身就存在着发展的误区。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盲目地不顾实际地建设冲动，以及投机冲动，这样的先例一旦普遍化，上级不监管，同级管不着或不敢管，政府违约责任谁来承担？造成的危害谁来弥补。不管的后果除了未来的管不了，就是没法管了。”栾实忍不住又插起话来，不说他生气，说了更生气，“现在的某些官员，越来越像古代的能吏，捞钱和变相盘剥的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与民争利，伤民取利，似乎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某些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好像都是针对老百姓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使得很多孩子上不起学，医疗制度改革使人看不起病，住房制度改革使老百姓住不起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使养老成为老百姓的心病，似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针对老百姓，都是与百姓的利益对立起来的。更有甚者，政府借土地和各项惠民工程敛财，煤、电、暖、气、水，这些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和部门，涨价成了永恒的主题，煤价涨了，电价在涨，煤价落了，电价还在涨，价格联动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又是怎么实施的，这还不包括某些权力部门的乱罚款、乱检查、乱处理，这些乱政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老百姓不心存疑惑吗？政府成了挣钱的机构，除了税收，还要各种形式的投资投机挣钱，那么这些钱都到了那里，不该问一声吗？财政供养的政府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搞面子工程吗？中饱私囊吗？那么百姓是不是会说，要政府干什么，多一层盘剥得利者吗？”

“抑制政府投资投机冲动的同时，更要明确政府的定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是服务，因此财政供养人员就要大幅的减少，解决这些问题近期可以采取合并、整合职能的办法解决，远期就可以大范围地缩减机构和人员了，廉洁高效的政府，首先应该是职能规范，分工明确的机构，其实说白了就是简单的扩省撤市升格县，原本中央之下省、地、市、县的架构，只是介于通讯、交通、管理手段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建国之初还在乡镇之上设立区级机构的，后来逐步取消了，原因很简单，管理方式上去了。可省、地、市县的架构却保留了下来，现在省派驻机构的行署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各市都设立了人大工作委员会，代行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架空了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管理权限，也就无形中使政令难以直接下达到基层组织，这是很吓人的现象，中央管不了地市，省委管不了县区，怎样体现举国一致、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当然隐患是有，分裂和颠覆的可能性没有，因为军队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化，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和欠发达地区中西部，话语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经济渗透和控制不是不可能。因此裁撤地市一级机构刻不容缓，这样既可以减少机构庞大和冗员过多的问题，减少财政供养压力，也可以保证上下级的政令畅通，管理不出现梗阻。其实随着现在通讯、交通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地市一级机构还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部分县级市和重要的县都逐步省直管了，不是也架空了地市级政府了吗？部分县级市人大的决策和地市级人大决策冲突，不是人民利益打架吗？而且现在电话、手机、视频会议、网上办公，交通有高速公路、高铁、飞机，几个省的距离都一天打来回了，省到县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在机构裁撤的基础上，强化条块管理也是必须推行和实施的策略。就拿银行为例，现在的银行为什么那么牛，不给地方政府面子，一则是指标考核由上级行负责，地方政府没有发言权，二则银行自身发展所需，只有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才能按照自身特点和规律发展。再比如地方政府，为什么老老实实听命于上级政府，除了考核机制外，帽子的发放也在人家手中，可以发给你，也可以随时摘走，人大能控制了吗？不能。职能部门的很多执法和管理职能，很多是与地方政府利益相违背的，也是有矛盾的，但在管理和地方利益面前，很多职能部门屈服了，尽管有国家赋予的法律法规在，但经费和帽子却在地方政府手中，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法大权大的问题，这就是地方保护的根源，执法部门不但不能公正透明执法，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原因何在，监督管理说到底还是帽子问题。拿走了任免权就拿走了决策权，管理到不到位，执法是不是合理适度，不是地方政府评判，而是事实评判，法律评判，这不但可以避免牛奶河没有污染，矿山开发不影响环境之类可笑事件的发生，也能真正为城管正名和松绑，否则实惠政府职能部门得了，难管难办的事情城管办，让城管得骂名。这样其他的好处暂且不论，就人员超编、临时工问题泛滥、三乱难除、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的问题就能引刃而解，罚没款项一律上缴，经费和编制上级部门决定，没有了按比例返还或超比例返还，谁还干吃力不讨好的事。人事经费都与地方政府脱钩，干部定期轮换，谁还卖你政府面子，上级只管钱、权、事，尽职者褒奖升迁，不尽职者责罚摘帽，违法违纪的交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处理，这样是不是能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真正在转变职能上、服务百姓上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栾实一口气说下来，很清晰，很流利，似乎也是经过了充分思考的想法。

“这想法大胆的有些出格，小心打你一个分裂政府的帽子。”刘唐子调侃地说，引发了车里人一阵哄笑。

“扯淡，乱政，乱象都不算分裂，我这肺腑之言算得上分裂。”栾实不服气地说。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这样的社会现实绝对不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也不是我们共产党人要给人们的福祉。”齐天翔深深地叹了口气，忧虑地说着，这一上午的心绪很乱，很复杂，也很矛盾，究竟为什么，自己也说不很清楚。

刘唐子老伴的手擀面的确很不错，而且不但有手擀面，还有很丰盛的菜肴和酒，但想着下午可能有的事情，都没有放开，好像都在赌着一口气似的，但却谁也没有挑破。

吃饭的时候，小王就开车过来了，毛病不大，很快就修好了。饭后栾实就回去了，上车时用力挥了挥拳头，像似鼓劲，又像是下决心，那一刻齐天翔突然感到心里一热，竟有了些许莫名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