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被囚禁十年

但高大的男人伸出一只手，像拎一只小鸡一样，抓住了她的胳膊。

"别挣扎了，沈小姐。"他说，“你跑不掉的。”

沈月拼命挣扎，但她哪里是几个壮汉的对手。她的胳膊被拧到了背后，嘴巴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捂住，她想喊，但喊声被闷在了掌心里。

一辆黑色轿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在了巷口。后门打开了，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沈月被塞进了后座。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坐在她两边，把她夹在中间。高大的男人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关上车门。

"走吧。"他说。

车子发动了，驶出了巷子。

沈月被夹在两个男人中间，动弹不得。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她拼命想记住路线——左转、右转、直行、又左转——但很快她就晕了。她不认识这条路，这些路她从来没走过。

车子开了大概四十分钟，终于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沈月被拉了出去。她抬头一看，面前是一座别墅。不是蒋菲菲家那座——那座她去过一次。这座别墅在城郊更偏僻的地方，四周是荒地，没有路灯，没有邻居，只有光秃秃的树木在夜风中摇晃。

"进去吧。"高大的男人推了她一把。

沈月踉跄着走进了别墅的大门。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别墅的客厅很大，但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沙发、一张茶几，和一盏落地灯。灯光昏黄，照得整个客厅都笼罩在一层暧昧的暖色里。

“下楼。”

沈月被带到了客厅一角的一扇铁门前。门打开，里面是一段向下的楼梯。楼梯很陡，每一级台阶都很窄，墙壁上没有扶手，只有裸露的水泥面。

沈月被推着走下了楼梯。

楼梯的尽头是一个地下室。

不，不是普通的地下室。

这是一个牢房。

大概十五平米的空间，四面是水泥墙，天花板很低，矮到沈月几乎能摸到顶部。唯一的一扇窗户——如果那还能叫窗户的话——只有巴掌大，被拇指粗的铁栏杆封死。门是铁门，厚重的，关上的时候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门上没有把手，只有外面一个锈迹斑斑的挂锁。

地上铺了一张薄薄的床垫，旁边放了一个塑料桶——那是厕所。角落里有一张折叠桌和一把塑料椅子，桌上放着一台收音机和几本书。

沈月站在这个阴暗的地下室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从脚底升起，一直蔓延到头顶。

"这是哪里？"她的声音在发抖，“你们要做什么？”

没有人回答她。

身后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铁门在她面前关上了。挂锁被锁上的声音——咔嗒——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了很久。

然后，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高跟鞋踩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

蒋菲菲出现了。

她站在楼梯口，居高临下地看着沈月。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羊绒大衣，头发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精致的五官。她看起来和几个月前一样美丽，一样从容，一样不可一世。

"蒋菲菲！"沈月冲到铁门前，双手抓住铁栏杆，“你疯了吗？你不能这样对我！这是非法拘禁！”

蒋菲菲没有说话。她慢慢走下楼梯，高跟鞋的声音在地下室里格外响亮。她走到铁门前，隔着栏杆看着沈月。

两个女人隔着铁栏杆对视。

"非法？"蒋菲菲终于开口了，声音轻柔得像在哄一个孩子，“沈月，你太天真了。在这个世界上，法律是有钱人的玩具。你一个小护士，月薪四百块，住着一百八的小单间，你拿什么和我斗？拿什么？”

沈月咬着嘴唇，不说话。

"我问你一个问题。"蒋菲菲说，“你为什么不走？”

沈月沉默。

“我给了你五万块钱，够你去任何一个城市重新开始。我甚至帮你安排好了，只要你上了那趟火车，从此以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爱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但你没有。你撕了车票，留在东乐市，每天跑到妇幼保健院门口去站着。你是在等什么？”

沈月依然沉默。

"你在等一个奇迹。"蒋菲菲替她说了出来，“你在等有一天，我会把女儿还给你。对不对？”

"她是我生的！"沈月突然喊了出来，声音嘶哑而绝望，“她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你怎么能说我和她没有关系？”

蒋菲菲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十月怀胎？"她冷笑了一声，"沈月，你听好了。我付了你五万块钱，买断了你和这个孩子之间的一切联系。"她停顿了一下，“你以为血缘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沈月说不出话了。她靠在铁门上，浑身发抖。

"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东乐市。"蒋菲菲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你是一个隐患，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你每天在医院门口晃来晃去，万一被什么人看到，万一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万一这件事传到了不该传的人耳朵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沈月不说话。

"我什么都没做……"沈月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什么都没做？"蒋菲菲突然提高了声音，“你撕了车票，留

在东乐市，每天去医院门口——你管这叫什么都没做？”

她深吸一口气，重新恢复了平静。

"所以，我要把你关在这里。"她说，“直到我确定你不会对蒋家构成任何威胁。”

"你……你要关我多久？"沈月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蒋菲菲。

蒋菲菲歪着头想了想，像是在思考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多久？"她重复了一遍，“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一辈子。”

沈月的脸色变得惨白。她的嘴唇在颤抖，她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不……你不能……"她终于挤出了几个字，“你不能这样做……”

"我能。"蒋菲菲说，“而且我会。”

她转过身，开始往楼梯上走。高跟鞋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是在沈月的心上敲钉子。

"沈月。"她走到楼梯口，停了下来，但没有回头，“怪只怪你太天真。怪只怪你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好好享受你的新生活吧。"她的声音从楼梯上方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放心，我会让人每天给你送饭的。你不会饿死，但你也别指望能逃出去。”

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铁门外的灯灭了。

地下室陷入了一片彻底的黑暗。

沈月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站了多久。

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整整一夜。

她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地下室隔音很好——不，不是隔音好，是它太深了，深到地面上的任何声音都传不进来。她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心跳声，和偶尔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像小动物一样的呜咽声。

她摸索着走到了床垫旁边，坐了下来。床垫很薄，下面就是冰冷的水泥地。她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膝盖里。

她没有哭。

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了。眼泪在蒋菲菲面前已经流干了，现在她只觉得空——从胸口到肚子到四肢，整个人都是空的，像一只被掏空了内脏的鱼。

“救命……”

她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了一下，然后被水泥墙壁吸收了，没有传出去。

“有人吗……救救我……”

又一声。还是一样。

她知道没有用的。这个地方太偏僻了，周围没有住户，没有人会听到她的声音。就算她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

她瘫倒在床垫上，睁着眼睛，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

她看不到天花板，但她知道上面是几米厚的混凝土，再上面是泥土，再上面是别墅的地板，再上面是蒋菲菲的世界——那个有阳光、有鲜花、有她女儿的世界。

而她，被埋在了最底下。

“林杰……”

她喃喃地说出了这个名字。

蒋林杰。那个孩子的父亲。那个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消失了的男人。

她不知道林杰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她被关在这里，不知道他是否在乎。

也许他早就忘了她。也许他正在某个地方过着自己的生活，有新的工作，新的朋友，新的女人。也许他偶尔会想起她，但也只是偶尔。

"你在哪里……"沈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连她自己都听不真切，“为什么不来救我……”

没有人回答她。

从来没有人回答她。

第二天，铁门上的一个小窗口被打开了。一只手从外面递进来一个铝制饭盒和一瓶水。

“吃饭。”

一个男人的声音，没有感情，像是在喂一只动物。

沈月没有动。

"不吃就饿着。"声音说。然后小窗口关上了。

沈月躺在床垫上，看着那个饭盒。饭盒里是白米饭和一碟炒白菜。热气从饭盒里冒出来，在冰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小团白雾。

她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一整天。最后，她还是爬起来，打开了饭盒。

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米饭是凉的了，白菜也凉了，但她不在乎。她需要吃东西。她需要活下去。

不是因为想活，而是因为她知道——只要她活着，就还有希望。哪怕这个希望渺茫得像黑暗中的一粒灰尘。

从那天起，沈月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循环。

每天早上，小窗口打开，饭盒递进来。中午，又是一顿。晚上，第三顿。饭菜永远是那几样——白米饭、炒白菜、偶尔有炒土豆丝或者红烧豆腐。没有肉，没有水果，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送饭的人从来不和她说话。她试过问外面是什么时间、今天是什么日期，但那个人只是放下饭盒就走了，像她不存在一样。

她开始用指甲在墙壁上划痕，记录天数。一天一道，七天一排。她没有日历，没有钟表，地下室里没有任何可以告诉她时间的东西。她只能靠送饭的次数来计算——三次就是一天。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第七天的时候，她第一次尝试逃跑。

她用塑料椅子砸铁门上的小窗口。椅子碎了，窗口纹丝不动。她又用椅子腿去撬

门锁，但那个挂锁是钢制的，她撬了半个小时，手指都磨出了血，锁连一点松动的迹象都没有。

她坐在地上，看着自己流血的手指，突然笑了。

笑得很轻，很短，像一声叹息。

第十天。第二十天。第三十天。

墙壁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排成一列一列的，像某种古老的文字。

她开始和收音机说话。收音机只能收到两个台，一个是新闻台，一个是音乐台。新闻台告诉她外面发生了什么——东乐市在修一条新的环城公路，南方某省发了大水，国家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这些消息离她那么近又那么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音乐台放的都是老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罗大佑的《童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她听着这些歌，有时候会跟着哼几句。哼着哼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不再哭了。准确地说，她哭的方式变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嚎啕大哭，会捶墙，会用头撞铁门。后来，她只是静静地流泪，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床垫上，渗进去，干了，留下一个一个淡黄色的印记。

第一百天。

她开始和墙壁说话。

"今天白菜有点咸了。"她说。

墙壁没有回答。

“新闻说东乐市降温了，不知道外面有多冷。”

墙壁没有回答。

“我女儿现在应该会翻身了吧。四个月大的孩子，应该会翻身了。”

墙壁没有回答。

她知道墙壁不会回答。但她需要说话。她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需要确认自己还是一个活人，而不是这间地下室里的一件物品。

第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了。

墙壁上的划痕已经排满了整整一面墙。她站在那面墙前面，用手指一道一道地数着，数到最后一道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一千多顿饭。无数个独自醒来的黑夜。

她瘦了很多。原来就不胖的身体，现在更是瘦得脱了形。颧骨突出来，手腕细得像干树枝。她的头发长了，乱蓬蓬地披在肩上，因为没有剪刀，也没有镜子，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光——不是希望的光，也不是疯狂的光，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平静的光。像是在说：我还活着。你关不住我的。

第二年。第三年。

日子继续流逝。她不再在墙上划痕了——那面墙已经满了。她开始在床垫的缝里藏东西：饭盒的铝皮碎片、收音机里拆下来的小零件、送饭人偶尔掉落的一根火柴。

她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但她觉得，她应该留着。万一有一天用得上呢。

第四年。第五年。

她开始做梦。不是噩梦——噩梦在第一年就已经做完了。她做的是另一种梦：她梦见自己走出了地下室，走进了阳光里。阳光很刺眼，她睁不开眼睛，但她能感觉到温暖，感觉到风，感觉到自由。

然后她醒了。四周一片漆黑。

但她不再难过了。她只是闭上眼睛，试图回到那个梦里。

第六年。第七年。

收音机坏了。她花了一个星期把它拆开，发现是一个零件烧了。她没有替换的零件，也没有工具。收音机变成了废铁。

从那以后，她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哪一年，不知道她的女儿现在长什么样了，是不是已经上学了，是不是会叫妈妈了。

“妈妈……”

她在黑暗中轻轻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然后她笑了。

第八年。第九年。

她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她的膝盖疼，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响声。她的牙齿松了一颗，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满嘴的血。她的视力也在下降——虽然地下室里本来就没什么可看的。

她开始害怕。不是害怕蒋菲菲，不是害怕这间地下室，而是害怕自己会死在这里。

她不想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她的女儿。她还没有见过女儿长大的样子。她还没有听过女儿叫她一声妈妈。她还没有——

她还没有完成作为一个母亲的、最卑微的愿望。

第十年。

三千六百五十天。

沈月坐在那张已经破烂不堪的床垫上，背靠着冰冷的水泥墙。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才三十多岁的人，头发却白了大半。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皮肤蜡黄，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旧报纸。

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那道光从来没有灭过。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待多久。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像蒋菲菲说的那样——一辈子。

但她不打算放弃。

她把藏在床垫缝里的那些小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把它们排成一排。铝皮碎片、收音机零件、火柴头、一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细铁丝。

她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做什么。但她知道，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出去的办法。

为了她的女儿。

为了那一声她还没有听到的——

“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