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老师们

李劲松也埋头记录着，但很快，他察觉到了这位李老师讲课中一些微妙的、

有趣的节奏。

每当讲到某些他认为略带“犯忌”色彩的议论时，他就会走向讲台的另一端角落。

起初，大家都有些愕然，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眼神。

这位老师讲课讲得好好的，为何突然离座“活动”？

是腿脚不便需要伸展，还是某种独特的思考习惯？

但几次三番，大家就明白了，他是在躲避讲台上那只连着录音机的话筒。

走到角落，压低声音，是为了让那些他自认为可能“出格”的言论，不被清淅地录进去。

当这个无声的秘密被全体学员心照不宣地窥破后，课堂的气氛变得微妙而活跃起来。

教室里总会适时地爆出一阵压抑不住的低低笑声，这笑声里充满了理解、调侃和一种莫名的兴奋。

那些“奇谈怪论”，或许未必都正确，但在这种略带冒险色彩的传达方式下，显得格外珍贵，格外富有思想的魅力。

下午的课，由美院的苏辉老师来讲西方现代艺术。

苏老师本人是个雕塑家，手指关节粗大，沾着些未能洗净的石膏粉屑，身上却套了件与这双手不太相称的、略显宽大的灰色中山装。

他提来两个沉甸甸的帆布口袋，往讲台上一放，不象是来上课，倒象是来分发什么物资。

他没有多少开场白，直接从口袋里掏出大摞的图片、印刷品和几本厚重的原版画册。

图片被分发下来，在课桌间传递，教室里响起一片翻动的沙沙声，接着，便是一阵阵压抑不住的、窸窸窣窣的“嘿嘿”笑声。

立体派的人体被拆解成几何块面，野兽派的色彩狂放不羁，达达主义的拼贴荒诞难解，超现实主义的梦境诡谲离奇——

这些完全迥异于苏式写实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古典文人趣味的图象，对大多数初次系统接触它们的学员来说，造成的冲击首先是视觉上的错愕。

“嚯，快看这张！”一个学员指着毕加索某幅立体派肖象的复制品，乐不可支：“这脸，怎么跟被人从侧面拍了一砖头似的，鼻子眼睛全挪了位置！”

另一个学员接过一张马蒂斯的画，端详着画中那些仿佛用纯色颜料直接涂抹出的、几乎不讲究透视的人体与静物，摇着头笑：“这颜色，大红大绿，比我们村过年贴的年画还鲜亮，就是————就是看着不象真的。”

李劲松手里拿到一张勃拉克的静物画，旁边一个来自西北的学员凑过来：“劲松，瞧这女人的腿，哪还有膝盖？圆咕隆咚，一节一节的，象不像只煺了毛、等着下锅的肥鸡腿？”

就在这阵阵带着新奇与戏谑的低声议论中，坐在前排的乔点运，放下手里的画片，洪亮而带着浓重乡音的声音在略显嘈杂的教室里响起。

“要我说，同志们，什么野兽派、达达派、立体派，名头唬人！依我看，那就是吃饱了饭，没事儿干，撑的！艺术嘛，总得让人看懂是个啥，总得有个美丑。这画的是啥？鬼画桃符嘛！搞这些个东西，有啥用？能当饭吃，还是能教育人？”

他这番直言不讳的“实用主义”艺术观，顿时引起了叶锌的反驳：“老乔，话不能这么说。艺术不一定非要画得象才是好。人家这是在探索新的表现形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和看法！你看这色彩，这构成，多强烈，多有冲击力！看不懂，不一定就是不好，可能是我们眼界还没到。”

“眼界？”乔点运声音更大了几分：“我在乡下种地的时候，眼里是庄稼是土；我当兵的时候，眼里是枪是敌人。艺术也得扎根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里！搞这些云里雾里、谁也看不懂的，就是脱离群众，就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吃饱了撑的，闲出来的毛病！”

“你这就是狭隘！”叶锌也上了火气：“艺术形式是多样的！照你这么说，那些古代文人写意画，也不求形似，讲究个神韵，那也是吃饱了撑的？”

“那能一样吗？那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有根有源！你这————”乔点运指着画册上那些扭曲的线条和刺目的色块，一脸的不认同。

眼看两人就要争个面红耳赤，课堂变成了辩论场。

其他学员也分成了几派，有的点头赞同乔点运的“实在论”，有的觉得叶锌说的“探索”也有道理，更多的人则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低声交换着意见。

这个时代，是思想大碰撞的时代，大家的性格、生活经历不同，对同一件事物的看法也会不同，难免会辩论、会吵架。

昨天晚上，有李劲松和贾达善的大辩论，今天，又有叶锌和乔点运的辩论。

事实上，这年头大学里的课堂上更加混乱，学生和老师为了一个争论大打出手的多着去了，学生会贴老师的D字报，老师也贴学生的D字报。

讲台上的苏辉老师，这位真正的雕塑家，一直没怎么插话，只是抱着骼膊，面带一丝近乎宽容的微笑，看着台下这场因他带来的“怪物”而引发的、鲜活无比的争论。

直到双方声音越来越高，他才不紧不慢地敲了敲讲台，等声音稍歇，才说道：“吵起来啦？好事嘛。艺术这东西，怕的不是争论，怕的是一潭死水，谁看了都没感觉。这位老同志说吃饱了撑的”，某种意义上，没错。”

他居然先肯定了批评者，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继续道：“艺术创作，尤其是突破传统的创作，很多时候，确实需要一点饱”之后的馀裕，一点对现状的不满足”。但这位同学说的，”

他看向叶锌：“也没错。它是在探索，在表达肉眼看不见的真实”，比如情绪，比如结构，比如对世界的另一种看法。”

他走到讲台边，随手拿起一张康定斯基抽象画的复制品，那上面只有些跳跃的色块和线条。

“你说它是什么？它什么具体的都不是。但它可能是音乐，是情绪的风暴，是精神的结构。看不懂？很正常。就象我们第一次听贝多芬，也可能觉得吵。”

“但，给它们一点时间，也给你们自己一点时间。今天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立刻喜欢，或者立刻批判。是让你们知道，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人在这样想，这样画。至于有什么用————”

他笑了笑，把画片放回去：“眼下可能既不能多打粮食，也不能多织布。但它或许能，稍微撬动一下我们看世界的、已经有些僵化的角度。这对你们搞文学的，说不定，也有点用？”

所里给大家安排的课程很满，感觉就象填鸭一样，不管怎么样，先把食物拿来，疯狂地往大家脑袋里面塞。

然后————然后就等着你自己消化呗！

第三天，安排了社科院外文所的吴学配老师讲苏联当代文学，由于内容太多，讲了整整一天。

第四天，是个周五，上午安排的是陈庸先生讲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下午，竟然安排了半天音乐鉴赏课。

讲音乐鉴赏课的是音乐学院的贺锡章教授。

他个子不高，身形清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手里没拿讲义，只提着一个看起来颇有年头的、深棕色的皮质唱片箱。

他的课，是关于西方古典音乐。

他常常把双手平放在讲台边缘，手指却不安静，象是在触摸无形键盘，时而轻轻抬起，悬空做出按压、滑奏、轮指的动作。

有时，讲到某个乐章的精妙转折，或是描述一种难以言传的听觉体验时，他会忽然将眼睛完全闭起来，浓密的眉毛微微蹙起。

有时，他会迅速转身，抓起粉笔，面向黑板。

而他的板书，是另一重“艺术行为”。

他不用直尺，不打格子，捏着粉笔，在黑板上“狂砍”出一个个巨大的音符，每一个字母，都大得惊人，几乎占据黑板的四分之一，笔画纵横开阖，飞扬跋扈。

起初，面对这种完全陌生、近乎“癫狂”的授课方式，台下并非没有骚动。

然而，贺教授对此浑然不觉，或者说毫不在意。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渐渐地，一种奇特的沉默开始在教室里弥漫、沉淀下来，取代了最初的躁动。

他们从未见过一位老师，可以如此忘我、如此不计形式地授课。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自从这节课后，大家的争执、辩论似乎少多了。

如果说，美术课和音乐课对学员们的创作还多多少少有一些助力之外，之后的几周，还会有经济学课、政治课、四个现代化课，以及心理学、人性论课程等等。

这个似乎，就有些牵强了。

但，回过头来想一想，似乎，又没那么毫无关系。

要写好一个厂长，或许该懂点工厂管理和经济规律。

要写好一个农民在变革中的彷徨，怎能不了解正在发生的、具体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要让人物立得住、动机可信，对心理学、对人性的基本理解，难道不是根基？

至于政治与社会的宏大叙事，更是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作者都无法彻底绕开的背景布。

文学创作，是可以包罗万象的，什么东西都知道一些不是更好？

反正，只要所里觉得大家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可能用到的，都会安排老师来上课。

毕竟，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李劲松如饥似渴地学着，笔记做了一本又一本，有时候也会主动与老师讨论。

前世，他就是一个普通高中语文老师，哪里会接收到这么高层次的知识，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还不得拼命学习？

其实，大家的状态和他都差不多。

周六，继续上课，大家早早来到教室等待着，按照课程表的安排，上午会由艾清先生来上课。

艾清这个名字，对这群搞文学的青年来说，太响亮了，那是课本里、文学史上的一座山。

如今这山要挪到眼前，亲口跟你说话，谁能不激动？

不到8点，许刚就亲自陪着艾清先生来到了教室。

这就是艾清。

真人。

艾清脸上皱纹挺深，像被北方的风沙和岁月的笔一道一道刻出来的，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清亮，看人时目光沉静的，又好象能一下子看到你骨头缝里去。

许刚介绍完艾清先生就走了。

艾清先生走到讲台中央，目光缓缓扫过台下30张因敬畏而略显紧绷的面孔，清了清嗓子，用他那带着沙哑磁性的嗓音，不紧不慢地开口道：“大家坐得这么端正，眼神这么亮，我看不象来听诗的，倒象一群等着老中医开方子的。”

他嘴角噙着一丝温和的调侃，顿了顿，又补充道：“别紧张，诗这味药，不苦。”

教室里出现了笑声和椅子在地上摩擦的声音。

看到紧张的气氛缓解很多，艾清开始授课。

“今天，咱们聊聊诗。诗是什么？很多人说，诗是文学里的文学，是皇冠上的明珠。这话，对，也不全对。”

他顿了顿，仿佛在等这话沉下去：“要我说，诗，首先得是人话，是说人心里头最真、最烫、最不住的那点儿东西。你不能无病呻吟，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你的愁，你的爱，你的愤怒，你的希望，它得是从你血肉里长出来的，得有根。”

他没有照着什么“诗歌概论”的架子讲，而是信手拈来，从《大堰河—一我的保姆》里“泥土”的意象，讲到《火把》中“光”的追逐，又谈到他如何观察一棵树、一片雪、一个普通农妇的手。

他的语言异常朴素，几乎没什么华丽的辞藻，但那些朴素的字眼，经他口中说出来，就有了千斤的重量，有了温度，有了画面。

“写诗，最难的不是找漂亮的词，”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意象”两个大字，字迹有些抖，但筋骨分明：“是找到那个最贴切的象”，来装你的意”。你心里有一团火，你不能光喊我火烧火燎啊”，你得找到是哪根柴”点着的，是哪阵风”吹旺的。找到了，写准了，别人才能看见你的火，甚至感受到那火的烫————”

他讲得深入，却绝不玄乎。

讲到某个关键处，他会眯起眼，仿佛在凝视内心某个具体的场景；有时又会突然提高声调，手臂不自觉地挥动一下，好象要抓住空气中那个飘忽的“意象”。

台下，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响成一片，每个人都怕漏掉一个字。

“光这么讲，可能还是有些空。”大概讲了半个多小时，艾清停了下来，走到讲台边，拿起了他带来的一个的旧牛皮纸信封。

他在里面翻了翻，抽出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