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老周的烟

润丰厂门口的传达室，六点开门。

老周每天五点四十到。

开门第一件事不是烧水，是给窗台上那盆薄荷浇水。

盆是搪瓷的。

白底。

掉了三块瓷，边上一圈锈。

盆里那丛薄荷是李博尧种的。

二〇一四年夏天。

博尧从废弃物资堆里捡回来一只破盆。

在厂门口的花坛里挖了点土。

掐了一截薄荷插进去。

放在传达室窗台上。

博尧当时说：“周叔，这东西死不了。你别管它，它自己活。”

老周说：“我不养花。”

“那就不用养。”博尧说，“它自己活。”

博尧死了以后，老周开始管了。

他管得很细。

春天两天浇一次，夏天一天一次，冬天五天一次。

浇多了烂根，浇少了叶子黄。

他试了两年才试明白。

有一年冬天他忘了，叶子全黄了。

他以为完了，浇了水，过了半个月又绿回来。

从那以后他再没敢忘。

六点十分，第一批工人进门。

老周坐在窗里头，面前摊着一本登记簿。

进来一个人，他记一笔：名字，时间。

三十七年来，天天如此。

今天到六点半，本子上记了十九个。

润丰现在一共还剩三十四个人。去年同期是一百七十二个。

老周把笔放下，从抽屉里摸出烟。

他抽烟有规矩：一天五根。早上两根，下午两根，睡前一根。这个定额定于二〇一八年他老伴查出肺上有个结节那天——医生说“少抽”，他回家就把一条烟拆开，分成五根一包，用小塑料袋装起来，一天只准拿一包。

七年了，他一天没超。

他点上今天第二根，抽了一口，看着窗台上那盆薄荷。

传达室墙上挂着一块木板，板上钉着一张照片。

照片是一九七九年拍的，黑白的，已经黄了。

二十几个年轻人站在厂门口，胸前戴着大红花。

最左边那个瘦高的，就是老周。

那年他二十三岁，是润丰的先进工作者，带过十几个徒弟。

照片底下有一行字：润丰机床厂一九七九年度先进生产者合影。

“机床厂”三个字现在没人叫了。厂改过三次名，最后一次改成“润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木板是老周自己钉的。没人让他钉，也没人不让他钉。

有一年厂里搞形象整改，有人来说这块板太旧了，摘了吧。

老周没说话，第二天拿了块抹布把照片擦了一遍，又挂回去。

那人后来没再提。

七点二十，一个人推门进来。

老周抬头，是方牧。

“周师傅。”

“嗯。”

方牧站在门口没进来。传达室很小，两个人站着就转不开身。

“我昨天问的那个人，”方牧说，“吴师傅。”

老周把烟在烟灰缸里按了按，没按灭。

“我不是不给。”他说。

“我知道。”

“你要是问我厂里的事，我知无不言。”老周说，“你要是问我一个人的住址电话，那是我把人卖了。”

方牧看着他。

“周师傅，我不是要卖他。”

“我知道你不是。”老周说，“可你拿去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两人都没说

话。

外头有人推着一辆小车过去，轮子响。

老周把烟拿起来又抽了一口。

“你昨天问我，一号车间那天晚上几点关灯。”他说。

方牧抬起眼。

“我说了十一点。”

“是。”

老周盯着烟头看了一会儿。

“我还说了一句。”他说，“那天我在门口。”

“我记得。”

“我那天在门口，”老周重复了一遍，“坐到十一点二十。”

方牧没催他。

“那天晚上十点四十，”老周说，“有一辆车从厂里出去。”

方牧的手在口袋里停住了。

“什么车。”

“黑色的，我没看清牌照。”老周说，“厂里那会儿一共就三辆黑车，两辆是厂办的，一辆是钱总自己的。”

“你看清是谁了吗。”

“没有。”老周说，“天黑，车灯晃眼。”

他把烟抽到过滤嘴，摁灭。

“我就看见车出去。”他说，“我没看见谁在车里。”

方牧在门口站了很久。

“周师傅，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老周把烟灰缸往里推了推。

“因为博尧那盆花是我浇的。”他说。

方牧没听懂。

“八年前他死那天早上，”老周说，“我从这道门口把他抬出去的。抬出去的时候他脸朝上，眼睛闭着。我那年五十二，我抬得动。”

他停了一下。

“我抬得动，可我一句话没敢说。”

老周把手放在登记簿上。

他的手很粗，指关节都变形了，是三十七年钳工留下的。

“我不是怕。”他说，“我要是怕，我这三十七年就白干了。”

“那是什么。”

“是我儿子。”老周说。

方牧等着。

“我儿子在成都。”老周说，“三十四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开车。他媳妇是成都人，孩子今年上二年级。”

他顿了顿。

“他三年没回来过年了。”

“为什么。”

“因为我。”老周说，“我跟他妈说过一句——我说，你要是回来，就别走了，我给你在厂里安排个活。厂里那时候还能安排。”

“他说什么。”

“他说爸，我不回来。”老周说，“他说他回来干什么，回来让我给他安排个活，然后我们俩一起在厂里耗着，耗到六十岁，然后他再给他儿子安排一个。”

老周笑了一下。

“他说得对。”

他把登记簿合上。

“我要是当年说了那句话，”他说，“厂里不会让我好看。我倒无所谓，我这把年纪，大不了提前退。可我儿子——我儿子在成都已经买房了，贷款还有二十二年。他要是知道他爸在厂里惹了事，他得回来。”

“他一回来，”老周说，“这二十二年就压在他头上了。”

方牧走出传达室的时候是八点。

他走了几步，回头。

老周已经坐回窗里头了，本子摊开，笔拿在手上。

“周师傅。”

“嗯。”

“那盆薄荷，”方牧说，“您浇了几年了。”

老周没抬头。

“八年。”他说。

那天上午，老周登记了三十一个人。

下午三点，他做了一件八年来没做过的事。

他把墙上那块木板摘下来，用抹布把照片擦了一遍——不是擦灰，是擦那层黄

。

擦不掉。

擦完他把板挂回去，站在底下看了一会儿。

照片上那个二十三岁的瘦高个。

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脸绷得很紧。

像是不习惯被人拍。

老周看着他，看了一会儿。

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机。

手机是他儿子去年给他换的，说他那个老人机看不见字。

他翻到儿子的号码，按了拨号。

响了六声。

“爸。”

“哎。”

“我这儿忙着呢，晚上给你回。”

“别回。”老周说，“我就说一句。”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你说。”

老周看着照片。

“今年过年，”他说，“你回来一趟。”

电话那头没声音。

“厂里……厂里现在人少了，活也不多。”老周说，“你要是回来，我带你去车间看看。”

“爸，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别吓我。”

老周笑了一下。

“我好着呢。”他说，“我就是想让你看看那台机器。”

“什么机器。”

“WH-01。”老周说，“德国人的，九八年进的。”

他停了一下。

“你爸——不是，博尧那小子当年跟我说，这台机器能做到正负零点五毫米。我说做不到。他说做得到，就是慢一点。”

电话那头，他儿子没说话。

老周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

“你回来，”他说，“我带你去看看，它现在还在不在。”

挂了电话，老周坐在传达室里，抽了今天第三根烟。

提前了。

他抽完，把烟头摁灭，在本子上写了一行：

二月十一日。三十一人。

写完他停了一下，又添了一行：

今天给成都打了个电话。

那天晚上，文嫂家里的箱子。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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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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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17

方牧坐在桌对面，把上午在厂里听到的话讲了一遍。

讲完，他才说了一句别的。

“文嫂，”他说，“老周今天讲了八年前的事。”

“他不是不肯说吗。”

“他还是没说全。”方牧说，“他只是承认了一件事——那天晚上十点四十，有一辆车从厂里出去。”

文嫂看着他。

“那辆车里是谁。”

“他没看清。”

文嫂没说话。

她伸手摸了摸桌上的箱子，摸到那块屏幕。

屏幕是凉的。

“他为什么现在说了。”她说。

方牧想了想。

“因为他今天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夜里十一点，传达室。

老周躺在床上没睡着。

他在想一件事：八年前那天晚上，他其实看清了。

车牌最后三位是

7。

他记得，因为那天是他生日，二月十九，他那年五十二，他记得那个数字。

他没说。

不是不敢。

是他想等一个人先开口。

他等了八年。

今天他先开了口，但只开了一半。

老周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窗外，厂门口那盏路灯还亮着。

窗台上，那盆薄荷的叶子在风里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