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心所向

“不改改？”

新华社大院的办公室里，老沈拿着手里的稿件满脸愁容。

“一字不改！”

作为主笔撰写人的赵阳却格外“硬气”，表示就算主编来找他也绝对不会“退缩妥协”。

“我们可不是地方小报，之前社长不是都说了嘛，这篇报道是要上《参考消息》或者《半月刊》的，你让全国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看我们在外国人的地盘上挨欺负？要是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们两个是要吃处分的。”

老沈苦口婆心，赵阳却像吃了秤砣一样。

按照他的说法，毛主席给中央党校题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更不应该养成“报喜不报忧”的投机做派。

如今中国在南极科考领域的确落后了，若是当起鸵鸟把脑袋往沙子里一埋，假装看不见听不到其他国家的“累累硕果”，那和封建旧社会王朝的闭关锁国又有何区别。

心里越是屈辱，就越要咬紧牙关，团结一致去穷追猛赶，就好像郭坤在临别时说的那样——下次一定会邀请他们两个亲手用相机拍下五星红旗在南极迎风飘扬的样子。

就和之前在广东、河北采访的时候一样，最后在“辩论”里占据上风的人还是赵阳。

但或许老沈其实压根就没想“赢”过，他同样因为在南极会议上的遭遇而愤怒，也想要挥笔泼墨直抒胸臆，只不过被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束缚了太久，所以才会不似赵阳那般初生牛犊不怕虎。

总之这篇有些“离经叛道”的报道文章就这么被送了上去，由于内容涉及重要外交事务，负责审稿的主编也不敢怠慢。

老太太戴着眼镜，仔仔细细、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看了好几遍，结果直接被“吓”出一身冷汗，左思右想不敢自己做主，只能再次向上提请审批意见，一来二去最后竟然摆在了社长穆老的桌上。

“哈哈，这两小伙子，还真有点我当年在延安写前线通讯稿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了。”

穆老大笔一挥，名为《中国代表团遭遇不公平待遇，建立南极科考站势在必行》的专题报道就出现在了下一期《参考消息》的醒目位置。

报纸一经发行，就如预想中的那样在广大读者群体里激起了千石浪，“极地”、“科学考察站”、“企鹅海豹”这些新鲜的词汇逐渐出现在很多老百姓的茶余饭后，甚至还在短期内掀起了一股“南极热”的风潮。

赵阳和老沈在社里的安排下再接再厉，又撰写了好几篇关于南极科学考察事务发展的系列报道，一时间知名度暴涨，获得了很多“极地爱好者”的喜爱和支

持。

而郭坤那边也没闲着，回国后的他所率领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除了继续推动各项日常科考工作外，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南极考察展览”。

展览的规格很高，剪彩的是国务院姚副总理，展区总共分为五个部分：南极自然地理、南极考察历史、南极科学考察、南极资源以及中国的南极考察。

如此盛会，自然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而赵阳和老沈作为南极领域的“金笔杆”也在被邀请之列。

“老友”重聚，肯定有讲不完的话。

但郭坤作为展览的主要负责人实在太忙了，光是接待各部门的领导和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就已经把日程排满，整整37天的展出，愣是没抽出一点空来陪赵阳他们逛逛。

不过这样反倒给了更直接观察群众反馈的机会，两人拿着相机一路拍摄一路采访，发现绝大多数老百姓其实是特别赞成大力发展南极科学考察事业的。

尤其是在南极考察展览大厅，正中央放着一个南极沙盘模型，四十多个常年考察站和一百多个夏季考察站分别用红、绿两种颜色的小灯标志着，这些考察站分属于十几个《南极条约》的协商国。

当发现没有属于中国的小灯后，参观的群众纷纷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国什么时候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我国应该尽快在南极建立自己的考察站！”“希望五星红旗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南极考察站升起！”

民众的声音如此响亮，民众的期盼多么迫切。

期间赵阳还有幸对日本极地研究振兴会常务理事、事务局局长鸟居铁也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

教授1979年率领的代表团是第一个访问我国的南极团体，他不但亲自介绍了南极自然地理、日本南极考察历史等经验，还赠送了珍贵的资料和图件，为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初期发展提供了相当及时的帮助。

专访中鸟居教授真诚希望中国尽早在南极建立考察站，并且表示愿意推动两国政府开展南极考察合作。

他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理应在南极国际事务上拥有充足的话语权，同时建立考察站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意愿，是众望所归之举。

这些所见、所闻、所感最后都化作了赵阳笔下的文字和老沈相机里的照片，带着无数极地工作者征服南极大陆的决心飞进了更多老百姓的家。

众人拾柴火焰高，国内的科学界为此同样不遗余力。

“首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获奖的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到南极洲建立考察站。

信中说道：“我们大多经入了中年和老年，但只要祖国需要，愿意做进军南极洲的马前卒，为祖国、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再做一次拼搏！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民心所向，众志成城。

但在世界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建立一座具备开展科学工作的考察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怕是在高层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意见”。

有一些同志认为，印度在南极搞了独立站，中国作为大国理应也有自己的，这样可以在将来南极事务的“斗争”中取得一个立足之地。

还有一些同志则有顾虑，认为科考站的各项经费每年需要花掉一千余万元，十年就要过亿，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更有一些同志则担心，觉得放着国内许多地方不开发，跑到南极去花钱，这样做到底对四化建设有没有实际作用？人民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

为了统一思想和消除争论，应中央领导同志批示，郭坤领导的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南极考察、南极建站的总体方案和各分支的衣、食、住、行、船舶、发电、通讯、测绘、气象、施工的机械设备及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说起来寥寥数语，但其实工作量极为恐怖。

赵阳和老沈受新华社指派，陪同见证了郭坤等人向国务院总理汇报的全过程，会议足足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很多科学家连厕所都没去上过，大家都紧绷着神经，竭尽全力想要汇报得更准确更详细一些。

当从中南海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北京的夜空难得万里无云，星星挂在月亮旁不断闪烁，让赵阳感到一丝神清气爽。

“小赵，你老婆预产期啥时候？要当爸爸了感觉如何？”

郭坤和老沈握了握手，随后轻拍赵阳的肩膀问道。

从之前到澳大利亚参会也就才过去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他原本乌黑的两鬓竟然冒出了几根白发。

“快了，就在月底了，我老婆已经说了，按照她们南方的习俗，到时候我得给郭老师送喜蛋。”

聊起马上就要降生的孩子，赵阳就掩不住眼中的欢喜，初为人父，既是责任，也是自己真正长大的里程碑。

“那你可得尽快，如果今天的回报得到领导的认可，我估计南极科学考察队会很快进入筹建阶段，毕竟想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到时候你要想送这喜蛋可得跑到南极来咯。”

郭坤随口一说惹得在场的几人哄堂大笑，谁都不会想到这玩笑话竟然会在三个月后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