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他知道你家在哪儿

工商局查封化肥厂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江城传开了。

城东老街口那棵老槐树下，贴了一张红纸公告，毛笔写的，墨汁还没干透。几个穿蓝布褂子的街坊围着看，识字的老张头正大声念：“经查，城东化肥厂仓库内存放大量假冒伪劣商品……涉及省城东海贸易公司……”他不念了，回头跟身后的人说：“省城的公司？那来头不小啊。”

“听说这批货值好几万呢。”

“好几万？那够枪毙了吧？”

“跑了一个，叫孙什么的。”

我推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没停。红纸黑字在晨光里格外刺眼，像一道新鲜伤口。有人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又迅速转回头去。谁也不知举报的人是谁，但有个消息在传——有人把省城来的大货主给捅了。

红旗集市比往常热闹。我刚把”优品便民摊”的纸壳招牌支起来，就发现今天围上来的人不太一样。以前多是图便宜的大婶，今天多了几个穿工装的男人，还有戴手表的。他们不光看，还问：“你这货跟化肥厂那批是一家的不？”

“不是。”我把一个不锈钢盆拿出来，底朝上，“看，上海产的，有钢印。”

那人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掏出钱买了两个。一上午下来，我备的货卖出去了七成，比平时多一倍。纸壳招牌上”优品”两个字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但记住了它的人越来越多。

可我清楚，这不是赢。这只是郑东海还没动手。

下午三点，我收摊往回走。拐进住的那条小巷，远远就看见巷口停着那辆浅灰色北京吉普。车牌是省城的，四个圈的车标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周明远站在车旁边，穿了件米色风衣，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他不是一个人——身后站着三个男人，都穿黑夹克，双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像三棵树。

我把自行车支好，锁上。锁头”咔哒”一声响。

“炜杰，”周明远把烟别到耳朵后面，“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什么意思？”

“聪明人应该知道，有些事情不该管。”他往前走了两步，皮鞋踩在青石板上，“咔、咔”两声。“工商局那帮人，查得了一时，查不了一世。那批货值多少钱？对你来说是天文数字，对郑总来说——”他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很小的距离，“九牛一毛。”

我没说话。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隔壁院子里的煤球味。

周明远又近了一步，声音压低了：“郑总让我给你带个话。他说，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冲劲用错了地方，就是鲁莽。”

“我做的正经生意，卖的是真货。”我说，“他要是正经做生意，我欢迎。他要是卖假货——”

“举报？”周明远笑了，露出整齐的牙齿，“炜杰，举报有用的话，要人情干什么？”

他忽然收起笑，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爸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了吧？快退休了。你妈在街道工厂糊纸盒，一个月挣多少钱？四十？五十？你妹妹在二中读书，成绩不错，对吧？”

我的手指攥紧了自行车钥匙。金属齿硌进掌心，疼。

巷子很安静。那三个穿黑夹克的男人没动，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只有周明远的声音，像钝刀子割肉：“话我带到了。”

他转身走向吉普，拉开车门，又停住，回头看我一眼：“郑总还说了，年轻人有手艺是好事。但手艺保不了全家。”

吉普车发动，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扬长而去。

我站在巷口，手里还攥着那串钥匙。指节发白，手心有四个深深的印子。

锁好自行车，我骑上往父母家去。

父亲不在，厂里加班。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见我进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没出摊？”

“收了。”我接过她手里的竹竿，把被子搭上去，“妈，最近……要是有人来找你们，说是什么生意上的事，别理。”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她没看我，继续抻被角：“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穿得多好，说得多好听，都别理。”

她终于转过头看我。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我看不清她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她说：“知道了。你自己呢？”

“我没事。”

母亲没说话，进了屋。我听见抽屉响，又听见她走出来。她手里攥着一个蓝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一块的两块的，用橡皮筋捆着。

“这是你这些年拿回家的，”她说，“我都存着。你拿去用。”

“妈，这钱你留着。”我把布包推回去，“我用不着。”

她没再递过来，只是把钱

重新包好，塞进我手里。布包上有她的体温，还有一股樟脑球的味道。

我没接稳，钱掉在地上，散了几张。我蹲下去捡，她也蹲下去捡。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她的手粗糙，指腹上有糊纸盒磨出来的老茧。

“走吧，”她说，“天要黑了。”

我离开父母家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老式汞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在地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

路过街角的小卖部，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摆在柜台上，天线抻得老长。里面正在播新闻，一个穿西装的女主持人说：“省城东海贸易公司近日完成多笔大宗物资交易，年营业额突破五百万元……”

我停下脚步。

画面切到一个剪彩现场。红绸子，金剪刀，一群穿西装的人站成一排。中间那个人五十来岁，国字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对着镜头笑。他旁边站着穿警服的，穿工商制服的，还有穿军装的。

字幕打出来：郑东海。

五百万元。九十年代初的五百万。那是什么概念？一条街上所有人加起来，十辈子也挣不到。

我举报的那批假货，连他指甲缝里的一点泥都算不上。

电视画面跳了一下，切到下一条新闻。我站在原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汞灯的滋滋声混在一起。

不知过了多久，我转身离开。

回到住处，推开门，屋里一股闷味。我白天出门时锁了门，现在锁还是好的，门也关着。可桌上的东西有人动过——我出门前把一个搪瓷缸子放在桌角，现在它在桌子中间。

桌上多了一张纸条。不是从门缝塞进来的——是有人进过这个房间。纸条上的字是打印的，方方正正：

1990年10月15日。省城。白云茶楼。郑东海。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的路灯透过玻璃照进来，在纸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影子。

1990年10月15日。

这个日期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脑子里。前世这一天——省城出了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包括我。

我叠好纸条，塞进裤兜。屋里没有开灯，我坐在黑暗里，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不是威胁。是邀请。郑东海要见我。

我把搪瓷缸子重新放回桌角，摆得端端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