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倒影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驶出国道收费站，省城的高楼从后视镜里缩成一条灰线。

赵强坐在我旁边，膝盖抵着前排座椅后背。他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调整一下坐姿，大巴的弹簧座椅被他压得吱呀响。过了一个服务区，他终于开口：“见着了？”

“嗯。”

“说什么了？”

“说了不少。”

赵强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他知道我不会告诉他全部。这小子从来就不笨，只是以前没把聪明用对地方。

车窗玻璃被太阳晒得发烫，我把额头贴上去降温。玻璃上模糊映出一张脸——二十二岁的轮廓，眼神却像四十六岁的人。郑东海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你不是第一个。”那句话像一颗生锈的铁钉，嵌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做过一个梦，梦里都发生过。

车窗外的玉米地连成一片绿浪。我盯着玻璃上的自己，试图从那张年轻的脸上找出破绽——郑东海以前遇到过谁？那个人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后来怎么样了？

赵强突然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炜杰，不管你在搞什么……我不问了。”

我转过头。

“我就是想跟你说，”他盯着前排座椅后面贴着的《安全的旅行》宣传画，“要是需要我帮忙，说一声。”

我看了他两秒钟，没说话。

但我记住了这句话。

回到江城已是下午三点。我没回住处，直接去了李老头的收购站。铁门虚掩着，门口停着那辆蹬了五年的三轮板车，车斗里空空荡荡。

李老头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面前摊着一份《江城日报》，报纸边角被穿堂风掀得一抖一抖。听见门响，他抬起头，老花镜滑到鼻尖上。

“回来了？”他问。

“回来了。”

“活着？”

“活着。”

赵强跟在我身后进门，顺手把铁门闩上。李老头把报纸折起来，拍了拍旁边的水泥台阶：“坐。说说。”

我把白云茶楼里的对话复述给他。郑东海的条件——每做一笔生意，向他报告。三天考虑时间。他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我把关键的几句都说了，但有一句话我咬在牙关里，没有吐出来。

“你不是第一个。”

这句话不能告诉任何人。

李老头听完，从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抖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他把烟卷拿下来，看了看烟头上

的金字，又塞回嘴里。

“他不是在收编你。”李老头说。

“那他在干什么？”

“研究你。”他用指甲盖敲了敲报纸，“每一步都踩得这么准，从古铜到废铜，从废铜到假货仓库，再到省城。他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没接话。

“他对你好奇。”李老头把烟点着了，火柴划动的声音嚓地一响，“好奇比贪心更危险。贪心的人你知道他要什么，好奇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你答应了吗？”他问。

“我说考虑。”

“三天。”李老头吐出一口烟，“三天后怎么办？”

“不知道。”

李老头沉默了一会儿，烟卷在他指缝里慢慢烧短。他把烟摁灭在台阶上，力道很大，烟头在水泥上擦出一道黑印。

“三天后，你答应他。”

我愣住了。

“不是真答应，是假答应。”李老头抬起眼看我，老花镜后面的眼睛很亮，“先活下来。活着，再想办法。”

从收购站出来，我骑上那辆借来的旧永久牌，往父母家蹬。链条有点松，踩一圈咔哒响一声，像怀表走字的声音。

天擦黑的时候到了厂属院。院墙根底下有人端着搪瓷缸子乘凉，我没打招呼，直接把车推进院门。

父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

那辆永久牌二八车被他翻过来倒扣着，后轮悬空转着圈。他蹲在一边，右手握着扳手，手腕有点抖——那年工伤的后遗症，握重物的时候尤其明显。他左手扶着脚踏板，右手试着拧紧一颗螺丝，扳手滑了一下，没吃住劲。

我停在院门口，看了他半分钟。他没发现我。

母亲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盆水要倒，看见我，盆子停在半空。

“炜杰？”

父亲抬起头，右手还保持着握扳手的姿势。他看了我一眼，没问去哪儿了，也没问干什么去了。只是把扳手搁在水泥地上，扳手和水泥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响。

“回来了？”他说。

“嗯。”

“吃了吗？”

“没。”

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我给你热饭。”

饭桌上摆着一盘中午剩的炒茄子和两个馒头。我埋头吃，母亲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一团毛线，手指一挑一挑地绕着。里屋的台灯亮着，炜婷趴在那儿写作业，钨丝灯泡

把她的影子拉得老大，投在墙上。

“省城的事，办完了。”我说。

父亲”嗯”了一声，把烟头摁灭在装罐头瓶做的烟灰缸里：“顺利吗？”

“还行。”

炜婷从里屋探出头，钢笔还夹在指头上：“哥，你去省城了？看见什么好玩的了吗？”

“没什么好玩的，就是一些楼。”

“比咱江城高吗？”

“高不少。”

她把头缩回去，钢笔在纸上沙沙响。母亲给我盛了一碗粥，粥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皮。我吹了吹，喝下去。

饭后我推自行车出门。母亲送到院门口，手在围裙上蹭着。

“妈，”我跨上车座，单脚点地，“这几天……要是有陌生人来敲门，别开。”

母亲看着我。她没问为什么。

“知道了。”她说，“你也小心。”

我蹬了一脚，车子往前滑出去。骑出去十几米，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站在院门口，身影被屋里的灯光勾出一道边。他右手的扳手还在手里，没有挥，没有喊，就那么站着。

回到住处，我把父亲的笔记本和郑东海的邀请函并排摊在枕头上。

窗外有虫在叫，声音时断时续。我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李老头说得对，先答应，活下来。但活着不是目的，是过程。郑东海给我设了一个笼子，但笼子有门，门把手上插着钥匙，钥匙在他手里。我要让他以为我不敢开门。

同时我要做另一件事：不再只是摆摊。摊位是死路，盘子太小，一辈子困在街边。我要找自己的渠道，自己的人，自己的盘子。

脚步声。

窗外的楼道里传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一步一步，不紧不慢。我坐起来，把笔记本塞到枕头底下。

敲门声——两下，不重。

我走到门边，没急着开。透过门板上那层薄薄的漆板，能感觉到门外站着人。

我拉开门。

不是林梦瑶。

周明远站在走廊的灯泡底下，穿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没有吉普车，没有跟班，他一个人来的。

“炜杰，”他说，嘴角带着一点笑，“三天还没到。但我来告诉你一件事——郑总改变主意了。”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只打火机，金属壳子在指间翻了个花。

“他不想等你三天了。”周明远说，“他要你现在就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