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六十三块

郑东海走后的第三天，我准时掀开卷帘门。

锁孔里咔哒一声，铁门往上推，激起一层细灰。九月中旬的早晨已经有凉意，我哈出一口白气，把玻璃柜台擦了两遍。头天晚上刚补了货，五颜六色的头绳、塑料发卡、小圆镜子在柜台里摆得整整齐齐，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兵。

街上静得很，只有扫地的沙沙声。对面老张家杂货铺的张德才正在门口生煤炉，看见我，点了点头，没说话。我们之间隔着一条三米宽的街，像隔着一条河。

快十点，才进来第一个人。是个老太太，买了一条缝衣针，两毛钱。她数了二十个一分钱的钢镚，摊在柜台上，一个一个地排。我等着，不催。

中午十一点半，街上突然热闹起来。

纺织厂下早班的女工们三五成群地涌过来，蓝布工装外面套着各色毛衣，叽叽喳喳像一群刚出笼的麻雀。她们挤在我的玻璃柜台前，手指指着这头绳的颜色、那发卡的款式。

“这个红的多少钱？”

“八毛。”

“便宜点嘛，五毛卖不卖？”

“大姐，进货都要六毛了。”

她撇撇嘴，还是掏了钱。一群女工，有的买头绳，有的买发卡，还有两个小年轻凑钱买了一面拳头大的圆镜子，说是要放在车间更衣室用。二十来分钟，柜台前面的人没断过，我低头找钱、拿货，脖子都酸了。

这一波过去，数了数，四十二块。

下午像换了个世界。太阳偏西，街上空荡荡的。我坐在柜台后面的小马扎上，翻父亲的笔记本。上面记着这几天的事——不是流水账，是父亲记了大半辈子的那种笔记，字很小，一笔一划。9月15日，店开，收八十七块五。下面一行空着。

三点多，进来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买了两节五号电池，一块二。

四点半，一个中年女人买了包缝衣线和一把剪刀，三块八。

之后就没人了。我坐在门口，看着街对面的梧桐树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五点半，我拉下卷帘门，把今天的钱倒出来数了一遍。

六十三块。

我在父亲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数字。比第一天少了二十四块五。

我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开店不是放鞭炮，天天响。有热的时候，就有凉的时候，这很正常。

第二天下午，赵强来了。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整理新到的货——阿黄从温州发来的一批彩色橡皮筋，包装上还印着”上海制造”，其实是温州一个小厂子做的。

“忙着呢？”赵强把门带上门，靠在柜台边。

“还行。有事？”

他压低声音：“梦瑶让我给你带个话。”

我手里

没停，继续拆包装。

“她说前天晚上，在红星饭馆，看见周明远了。”赵强的声音更低了，“跟一个叫不上名字的人吃饭。那个人打听你。”

“打听什么？”

“你每天几点开门，几点关门，店里几个人。”赵强顿了顿，“梦瑶说，那人说话不是江城口音，像是省城的。”

我把手里的橡皮筋扔进筐里，塑料落在竹篾上，发出啪啦一声。

“周明远什么反应？”

“周明远没怎么说话，就听着，偶尔点点头。”赵强看着我，“要我做什么吗？”

“不用。”我蹲下去，把散落的橡皮筋一根根捡起来，“继续帮我看着就行。”

赵强站了一会儿，嗯了一声。他走到门口，又转回来：“你自己当心点。”

门吱呀一声关上，他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我把捡起来的橡皮筋扔进筐，靠着柜台站了一会儿。周明远不是傻子，他在帮郑东海摸底。省城那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郑东海在看我，看我每天几点开门、几点关门、店里几个人。

我弯腰继续拆包装，把橡皮筋按颜色分成几堆。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像小时候玩的玻璃弹珠。

傍晚收了摊，我骑车去了父母家。

老式居民楼的楼道里弥漫着各家炒菜的油香，我爬到三楼，门没锁，推门进去。父亲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木沙发上，右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抖。不是一般的抖，是关节里的那种颤，一下一下，像有根线在里面扯。

“天凉了。”我说。

“嗯。”父亲把右手往袖子里面缩了缩，“老毛病，年年这样。”

母亲坐在小凳上，就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灯泡缝棉袄。针脚又密又匀，针尖在头发上划两下，再扎进布里，哧溜一声。炜婷趴在桌上写作业，鼻梁上架着一副新配的白框眼镜，镜片厚得跟瓶底似的。

“哥，我期末成绩出来了。”炜婷抬起头，“年级第二。”

“第一是谁？”

“三班的张磊，就比我高两分。”她撇撇嘴，“下学期我肯定超他。”

我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放在她作业本旁边：“买参考书。”

炜婷眼睛一亮，把钱攥在手里，又看了看父亲。父亲没说话，她这才把钱小心地夹进课本里。

饭桌上，白菜炖豆腐，一盘咸菜，一碗蒸鸡蛋糕。炜婷吃得呼噜呼噜响，母亲给她夹了一筷子鸡蛋，她躲开了：“妈你吃，我够了。”

父亲端着碗，忽然说了一句：“店里怎么样？”

“还行。”

“别太累。”

“嗯。”

这三个字是父亲能说出来的全部。我低头扒饭，

白菜炖豆腐的热气往上冒，熏得眼睛有点湿。

饭后母亲塞给我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装满腌雪里蕻：“带去店里，配馒头吃。省得你老在外面买。”

我接过瓶子，腌菜的咸酸味透过盖子透出来。这味道我闻了二十多年，从小闻到大的。

回到店里，我把腌菜瓶子放在柜台角落，挨着那台红色按键的电话机。

父亲那本黑色塑料皮笔记本摊开在柜台上。我翻到记营收的那一页，上面是父亲工整的小字：

9月15日，87.5元。

9月16日，63元。

9月17日，71元。

9月18日，（空白）。

我拿起圆珠笔，在空白处填上：59元。

四天营收：280.5元。平均每天70块出头。

我在纸上算了一笔账。房租每月250块，平均每天8块3。进货成本按四成算，每天28块。8块3加28，每天固定支出36块3。70块减去36块3，净利润每天33块7。一个月按30天算，大约1011块。

1011块。在1990年，机械厂一个老工人的月工资不到400块，我这收入算得上体面。但体面归体面，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把笔放下，盯着那排数字。郑东海身上的那件藏青色唐装，料子钱就不止我一个月的净利润。他手腕上那串核桃，一颗能换我半年的租金。

如果要让郑东海不能随随便便说出”不听话的人有两个下场”这句话，1011块一个月，远远不够。

我需要更多的钱、更强的渠道、更大的地盘。

我把笔记本合上，塞进抽屉。窗外传来脚步声，不紧不慢，一步一步踩在梧桐叶上，咔嚓咔嚓。

不是客人的走法。客人进店，脚步是散的，东张西望。这脚步太稳了。

我抬起头，顾明远站在门口，还是那件深灰色中山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他手里捏着一张纸，纸边被风吹得微微颤动。

“下个月，”他把纸递过来，“商业街要搞一个集市活动。所有商户可以摆摊促销。”

我接过纸，上面印着蜡油墨的字：“江城商业街金秋集市活动通知”。时间、地点、规则，一行一行列得清楚。

“你参不参加？”顾明远问。

“你呢？”

“我参加。”

我把纸折好，塞进口袋：“那我也参加。”

顾明远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渐远，和刚才来时一样稳。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下个月的金秋集市，不只是摆摊卖货那么简单。

我把腌菜瓶子往柜台里面推了推，锁上门，拉下卷帘门。铁门落地的声音在安静的街上荡开，像一声闷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