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费玛的宽恕和忘却

费玛在小餐馆一侧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等了有一刻钟，然后点了一杯咖啡、一块蛋糕。他身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议会的一位右翼成员，议会右翼成员的旁边坐着一位身材纤细、容貌俊秀、留着胡须的青年，费玛看他像一个争取在占领地创建犹太定居点的行动主义分子。年轻人说道：

“你们也都是阉人。你们忘了自己从何处而来，又是谁把你们安置到了目前的处所。”

他们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费玛想起自己头一天晚上如何离开了尼娜家，如何在尼娜那里自取其辱，在特德的书房里又是如何自受屈辱，黑暗中在门厅里又如何使自己和约珥都感到难堪。事实上，这会儿要是能同这两个阴谋分子挑起论战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两个家伙撕成碎片。他估计安妮特·塔德莫已经改变了主意，已经另有打算，不会信守诺言了。她为什么非要信守诺言呢?她那丰满、圆润的体态，她的痛苦，她那朴素的像女学生一样的棉质连衣裙，所有这一切在他体内撩拨起一丝混合着自我嘲弄的欲望：她改变了主意也好，给你免去了又一次屈辱。

年轻的殖民者站起身，向前跨了两大步就来到费玛的桌旁。费玛吃惊地发现，年轻人的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

“对不起，你也许就是做律师的布拉格先生吧?”

费玛考虑了一下，一时间他还真想给出肯定的回答。他对布拉格总是容易动情。

“我想我不是。”他说。

殖民者说：

“我们在约见一位我们从未见过的人。我刚才还以为就是你呢。对不起。”

“我不是，”费玛铿锵有力地宣布，好像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你们当中的成员。我觉得你们都是瘟疫。”

年轻人挂着一副纯真、甜美的笑容和一副犹太一家亲的表情。他说道：

“干吗不把诸如此类的说法留给敌人呢?是无缘无故的恨才让我们的圣殿[1]倒掉的。我们不妨改变一下，尝试一点无缘无故的爱，这该不会对我们大家有什么伤害。”

想到论战就产生的一种绝妙的震颤像佳酿一般流遍费玛的全身，而且他舌尖上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尖锐辛辣的回答，但就在这时，他瞥见安妮特站在门厅里茫然四顾。他几乎有些失望。他迫不得已，向她挥了挥手，把殖民者放到一边。她为自己迟到了向费玛道歉。她在他对面一坐下来，他就说她来得非常及时，正好将他从真主党[2]手中解救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真主党从他的手中解救出来。接着，他向她阐明自己观点的实质。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该向她道歉，她还没来他就为自己点了东西。他问她想喝点什么。出乎他的意料，她说来一杯伏特加。然后，她向他详细地讲述她离婚的经过。此前，他们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六年，而且她认为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费玛给她要了一杯伏特加，又为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他还点了面包、奶酪和一块鸡蛋三明治，因为他仍然觉得饿。他还在听她讲她的经历，只不过是分神地听着，因为这时来了一个穿灰雨衣的光头男人，他在邻座坐了下来。想来就是他们的那个布拉格先生。费玛觉得这三个家伙正在密谋分裂国家检察部，于是留神窃听他们的谈话。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但他对安妮特说，他简直无法相信她已结婚二十六载，因为她看上去顶多四十岁，一天也不多。

“你真可爱。”安妮特回答说，“你身上散发着善良。我相信，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听众，把我的经历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或许能够有助于我理清自己的思路。有助于我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尽管我知道，一旦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我能理解的东西就越发地少了。你有这份耐心吗?”

那位政客说：

“至少，我们要想方设法争取时间：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害处。”

穿雨衣的男人，想来就是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说：

“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耶里和我一言不发地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安妮特说，“靠着栏杆，俯身看下面的花园和树木，肩并肩地挨着，突然，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他抓住我，将我抛了下去。就像扔一个旧的柳条箱。”

费玛说：

“太惨了。”

接着又说：

“太恐怖了。”

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桌子边缘。费玛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她的手上，因为她两眼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殖民者说，“保持联系。不过打电话时要格外小心。”

“注意，”安妮特说，“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总有这样一些神秘的女人。反复无常，不可捉摸。她们像夜游症患者一样坠入爱河，又像小鸟一样飞向他方。葛丽泰·嘉宝[3]，玛琳·黛德丽[4]，丽芙·乌曼[5]，各种各样的荡妇[6]。女人内心的各种秘密啊。请不要取笑我在大中午喝伏特加。毕竟，你本人看上去并不是很开心。我让你感到烦吗?”

费玛唤来招待，给她又点了一杯伏特加。他自己则点了一瓶矿泉水，又要了一些面包和奶酪。三个阴谋分子起身准备离开。当他们打费玛的桌旁经过时，殖民者对费玛甜美地、圣徒般地微笑了一下，好像他能够看透费玛的心思，并宽恕了他。他说：

“再见，祝你一切如意。别忘了，等关键时刻到来时，我们大家都会在同一条船上。”

费玛在脑海中将这个时刻挪到魏玛共和国末日，将地点挪到柏林的一家小餐馆，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殉难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7]，库尔特·图霍尔斯基[8]。猛地，他彻底取消了在他脑海中的画面，因为这种比照是荒唐可笑的，差不多是歇斯底里的。他对安妮特说道：

“好好地看看他们吧。正是他们这帮家伙使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堕落。”

安妮特说：

“我可是已经堕落得不能再堕落了。”

费玛说：

“接着说下去。你刚才谈到了‘致命的女人’。”

安妮特把第二杯伏特加喝干了。她的双眼闪烁着光芒，话语中也不知不觉有了一丝卖弄风情的意味。

“埃弗雷姆，你身上有个优点，那就是，我在你面前并不真正在意我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我还真感到不习惯呢。通常情况下，当我跟一个男人讲话时，我感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我的印象如何。像现在这样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向他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却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信号，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发生过。只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而已。你没有生气吧?”

当她用“陌生的男子”这个说法时，费玛下意识地笑了。她注意到他在微笑，于是就像一个受到安抚后破涕为笑的孩子一般冲他露出满脸笑容。她说：

“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没有男子汉气质，我只是想说，我在和你交谈时能把你当成哥哥。我们不得不忍受诗人写的那么多的狗屁胡话，忍受他们的贝雅特丽齐[9]、他们的大地母亲、他们的瞪羚、他们的雌虎、他们的海鸥、他们的天鹅，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但我告诉你，在我想来，做男人要比忍受诗人的狗屁胡话复杂一千倍。要么就一点也不复杂，只是令人恶心的讨价还价罢了。你跟我做爱，我就给你一点温存。或者只是温存的印象。既当娼又当娘吧。白天做一条小狗，夜里做一只小猫。有时，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男人喜欢性交，但憎恶女人。别生气，埃弗雷姆。我只是笼统说说。肯定有例外。比如像你就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你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的样子让我感觉好多了。”

费玛向前倾过身体，为她点着她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一支香烟。他在想：在大中午光天化日之下，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他们皮带上插着手枪，已经在那里四处逛荡了。疾病从一开始就潜伏在复国主义思想中吗?除了通过成为人渣的方式，犹太人就没办法重返历史舞台了吗?每一个饱受摧残的孩子长大后都得成为暴徒吗?在重返历史舞台之前，我们不已经是人渣了吗?我们是不是非得做残害者，要么就做暴徒呢?没有第三种选择了吗?

“二十五岁的时候，”安妮特继续说道，“在我谈了两三次恋爱、堕了一次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我认识了这位年轻的矫形外科大夫。一个文静、腼腆的男人，根本不像以色列人，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向我求爱，甚至每天都给我寄一封情书，但从没试图碰我一下。一个勤奋、诚实的男人。他喜欢为我搅咖啡。他认为自己是个平平常常、走中庸之道的人。作为一名资历较浅的大夫，他工作起来就像个疯子，一当班就是好几个小时，还要候诊，还要值夜班。他有一小帮知心朋友，那些朋友都很像他。他的父母是难民，像他一样有教养、识礼仪。认识不到一年，我们结婚了。没有任何波澜，没有任何动荡。他待我就像我是玻璃做的，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费玛差点儿就打断了她：可我们都是这样；这正是我们亡国的原因。但他控制住了，什么都没有说。他只不过刻意将安妮特放在烟灰缸边上、这会儿正在阴燃的香烟头小心翼翼地给掐灭了。他将自己的三明治吃完了，可仍然觉得饿。

“我们把各自的积蓄和父母给我们的零花钱凑在一起，在吉瓦特扫罗买了一个小套住房。我们买了一套家具、一个冰箱和一个电饭锅。我们一起选购窗帘。我们从没有发生过争执。彼此尊重，相互友好。他就是喜欢让着我，至少这是我那时的想法。友好是描述我们俩关系的恰当词汇：我们俩总是尽力待对方好。待对方公平。我们展开比赛，看谁做得更体贴。接着，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两年后，我们的儿子也出生了。耶里自然是一个通情理、尽责任的父亲。始终如一。从不动摇。准确的用词应该是可靠。他乐意洗尿布，他知道怎样洗蚊帐，还从书本上学会了烹调和园艺。只要工作闲下来，他就带两个孩子到城里玩。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床上的功夫甚至也有了进步。渐渐地，他认识到我并不是玻璃做的，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偶尔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讲上一个逗人发笑的故事。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养成一两个让我颇为气愤的习惯。都是没什么害处的小毛病，但他就是改不掉。比方说，用一根手指敲击东西。并非像大夫那样敲击病人的胸口。倒像敲门。坐在那里读报纸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敲击椅背，一下都停不了。好像他要竭力进到房间里去。他还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在浴缸里向四处洒水，一洒就是半小时，同时还不停地敲击浴缸上的瓷砖，好像正在寻找一个密仓。他还有一个习惯：你对他说话，他总习惯性地用意第绪语Azoy[10]回答你。我对他说我发现电费单上有个错误，他就说A z o y。我们家的小姑娘对他说她的布娃娃对她生气了，他就笑着说A z o y。我干预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偶尔也听听孩子们在跟你说些什么呢?他所说的还是那句话，A z o y。他还会通过门牙牙缝吹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哨。也许既不是口哨，也一点不具讽刺意味，仅仅是撅起嘴唇将气流释放出来而已。我不知对他说过多少次他这样做会把我逼疯的，可他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他甚至似乎意识不到自己又做这样的事了。但诸如此类的习惯毕竟都是让人心烦的小毛病；你能够学会容忍这些小毛病。毕竟还有酒鬼丈夫、懒骨头丈夫、与人通奸的畜生、性变态者和疯子呢。不管怎么说，我自己说不定也养成了某些他不喜欢的习惯，只不过他从来不说罢了。对他压根儿就无法克服的习惯，像敲击东西和吹口哨之类，我没有理由大惊小怪的。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把阳台封闭起来，又做成了一个房间。我们一起去欧洲旅游，买了一辆小汽车，更换了当初购买的家具。我们甚至还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们把双方父母都送进了一家私人养老院。耶里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努力让我开心。他对我们共同取得的一切很满意。也许只是我认为这样。然而，他仍然吹口哨，仍然敲击东西，偶尔还咕哝一句A z o y。”

费玛在想：坦克将议会大厦团团围困，空降部队占领电台，上校们发动政变——这事不会在这里发生。在这里，我们只会慢慢地腐烂。一天一英寸。人们甚至注意不到灯光的熄灭。因为它们不会一下子熄灭：灯光将慢慢地变弱。要么，我们终将齐心协力，有目的地促成一次严峻的全国性危机；要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固定的危机时刻。他说：

“你描述得栩栩如生，我好像都能看得到。”

“我没有让你感到乏味?我又抽烟了，请你不要生气。说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不舒服。我的样子肯定很难看。我一直在哭。行行好，请你不要看着我。”

“恰恰相反。”费玛说。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又补充说道：

“你的耳环看上去也很漂亮。很特别。就像一对萤火虫。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晓得萤火虫是什么模样。”

“跟你在一起真是愉快。”安妮特说，“很久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开心。尽管你几乎什么也没说，只是听我讲，在一旁理解。我们的两个孩子长大一些的时候，耶里鼓励我到耶路撒冷市议会找一份兼职工作。我们开始攒钱了。我们买了一辆新车。我们还梦想着自己盖一幢红瓦房，带一个真正的花园，地点在市郊，就在米瓦谢鲁特镇。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我们有时就坐在那里看美国出版的家政杂志，草拟各种各样的设计。有时，他用手指击打着我们的设计草图，好像要试试到底有多结实。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展露出音乐天赋，于是我们决定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供他们上音乐课，请家庭教师，送他们上音乐学院。夏天，我们一家四口就到纳哈里亚[11]的海滨去度假。到了十二月份，我们就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去埃拉特租一套平房。十年前，我们卖掉了他父母的套房，买下了我们现在居住的平房。到了星期六晚上，我们家通常就有好几对夫妇聚集在一起。埃弗雷姆，如果你觉得厌烦，不想听了，那就别不好意思，只管打断我好了。或许我讲得太琐碎了?后来，这位可靠的男人当上了所在部门的副主任。他开始在家里以私人身份为患者看病。这样，我们在米瓦谢鲁特镇购买一幢花园别墅的梦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我们两个于是都成了大理石、瓷砖和房顶瓦的专家，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年来，除了一些表面上的争吵外，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丝阴影。或许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每次争吵过后，我们都互相道歉。他说他对不起，我说我对不起，他还咕哝一声A z o y。接着，我们要么一起换床单，要么就一起做晚饭。”

五千男人，费玛想，我们当中要是有五千人拒绝到占领地服预备役——这么多就够了。整个占领计划就会崩溃。但正是这五千人结果都变成了房顶瓦的专家。那些杂种说得对，他们需要的只是争取时间。等她把自己的经历讲完，她就要跟我上床了。她在将自己一步一步向这上面引逗呢。

“有好几年的冬天，”安妮特继续说道，一丝狡黠的、凄苦的皱纹出现在她的嘴角，好像她能够读懂他的心思似的，“他每周都要到贝尔谢巴[12]过一夜，因为那儿的医学院邀请他去教授什么课程。他生活中是否出现了别的女人呢，这个想法我可从来没有过。我只是想象不出他能有这种想法。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这些年来他甚至在家中的消受也越来越少了，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还要个情妇干什么呢?正如我无法想象，比如说，无法想象他是个叙利亚特工一样。就是不可能。我了解他的一切。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接受了他的一切，包括那种讽刺意味的口哨。当然，我现在已经确信，那种口哨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口哨，也就绝对谈不上什么讽刺意味。从另一方面说——对你说这个我还真的觉得尴尬，但我确实想对你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八年前，那是在夏天，我到阿姆斯特丹去看我的一个表姐，在她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和一个比我小二十岁的金发碧眼的愚蠢的大使馆保安员产生了一段旋风般的恋爱关系。他在床上真像个野兽，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但那家伙很快就现了原形，是一个自恋的弱智。你听了说不定要哈哈大笑，竟然有人认为在女人肚皮上涂抹蜂蜜能让女人达到高潮。你想象一下！一句话，他只不过是个心理畸形的孩子罢了。连我家大丈夫的一根小指都比不上。”

费玛没等她说就又为她点了一杯伏特加。由于忍受不了饥饿的阵阵折磨，他又为自己要了一碟面包和奶酪。最后一次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温和。不可以冲她猛扑上去。不谈政治。只是泛泛地谈谈诗歌和孤独感。最最重要的，是要耐心。

“我从阿姆斯特丹返回家中，心里充满了犯罪感。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对他忏悔，我很难抵挡这种冲动。可他没产生任何怀疑。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孩子们一睡着，我们有时就躺在床上，一起读杂志。我们从杂志上学会了各种各样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妥协、体谅和让步给我们的生活涂上了一层单调沉闷的色彩。是的，我们并没有很多话题。毕竟，我对矫形外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一次又一次的沉默并没有让我们觉得沮丧。我们可以整整一个晚上就那么坐着，读杂志，听音乐，看电视。有时，在上床睡觉之前我们还会喝上一杯酒。有时，我酣睡一小时后就醒了，因为他无法入睡，在那儿心不在焉地敲击床头边的架子。我请他停下来。他向我道歉，停止了敲击，接着我睡过去，他也躺下来睡着了。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互相提醒要坚持节食，因为我们俩都呈现出发胖的趋势。我是不是有点胖了，埃弗雷姆?你敢肯定吗?这期间，我们购买了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我们还雇了一个保姆，每周来帮忙三个上午。我们看望双方的父母——我俩把他们四个人都送到了同一家养老院。他曾到加拿大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没有带我去，但去法兰克福参加矫形外科研讨会的时候，他邀请我一同前往。在法兰克福，有一天晚上我们甚至还出门见识了一下表演脱衣舞的地方。我当时觉得特别反感，但这会儿想来，我当时这么对他说显然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当时应该闭口不言的。事实上，埃弗雷姆，如果我让你再给我点一杯伏特加，我真不敢想象你会怎么看我。再给一杯，不会多要了。太难受了。你可真是一位好听众。一个天使。我接着说吧，六年前，我们终于搬进了在米瓦谢鲁特镇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子，和我们当时梦想的差不多一模一样，有供两个孩子单独居住的厢房，还有一个像阿尔卑斯山区山上小屋一样的三角墙阁楼卧室。”

还是一个长着勃起物的天使，就像一头犀牛，费玛想着，不觉暗自发笑，同时再一次感到，在怜悯的过程中他体内涌起了欲望，在欲望的过程中他体内又涌起了羞耻、愤怒和自嘲。想到犀牛的当儿，他又记起了早晨那个冲他点头的史前蜥蜴那一动不动的样子。他又想起尤内斯库[13]的《犀牛》。在提醒自己当心肤浅的比较时，他不得不笑了笑，因为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看上去不像犀牛，倒更像水牛。

“告诉我，安妮特，你就一点不觉得饿吗?我在这里一刻不停、狼吞虎咽地吃面包和奶酪，而你面前的蛋糕你连碰也不碰。我们看一下菜单好吗?”

可是安妮特充耳不闻，又点燃一支烟，费玛把服务员刚刚倒空的烟灰缸和为她端来的那杯伏特加给她递过去。“或者也来杯咖啡?”

“不用，真的不用。”安妮特说，“你让我感觉很愉快。我们昨天刚刚见面，但我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哥哥。”

费玛在心里差点儿就说出了她丈夫的那句口头禅，A z o y。但他克制住了，差不多是下意识地，他将手伸到桌子对面，摩挲着她的脸颊。

“继续说，安妮特，”他说，“你刚才谈到了阿尔卑斯山。”

“我当时真是个傻瓜。瞎了眼。我还以为那幢新房子是幸福的象征呢。能住在城外了，我们当时是多么激动啊！景色美，安宁，静谧。一天下来之后，我们就走出房间，到花园里测量那些小树又长高了多少。然后，在夕阳的余晖里，我们就坐在阳台上看群山慢慢地变成黑色。差不多是不说一句话，但就像两个朋友一般。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就像一对已经毋需在语言上进行交流的战友，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觉得连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他用手敲击阳台上的栏杆，那是他正用一种摩尔斯电码在传递什么信息，并等待我的回复。有时，他会透过眼镜上方看着我，同时将下巴颏垂在胸口上，脸上挂着一丝微微吃惊的表情，就好像我在他看来是一个陌生人，就好像我已经彻头彻尾地变了，然后，他轻轻地吹出一声口哨。要不是和他相识已有这么多年，我可能还以为他爱上了吹挑逗唿哨呢。现在我倒觉得，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明白他那种表情的意思。接着，我们的女儿应征入伍。一年前，我们的儿子也应征入伍，他进了军乐队。家里好像空荡荡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俩在十点半就上床睡觉。我们留一盏灯通宵亮着，这样，夜晚的花园就不会显得一片漆黑。两辆汽车默默地停在外面的车棚里。不过每周有两次例外，他要到医院值夜班，于是我就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面，一直看到节目播送结束。最近，我开始学画画。这只是我个人的爱好。没有任何虚荣的想法。尽管耶里曾建议我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一位行家看看，以便知道它们是否还有些价值。我说，不管值钱不值钱，我对这个想法不感兴趣。耶里说，A z o y。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有一天，那是六周前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当时要是闭口不说一句话就好了——我对他说：耶里，如果慢慢衰老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为何要担心衰老呢?衰老有什么不妥呢?他突然站起身来，对着墙上约瑟尔·布尔内[14]的《吃蝴蝶者》——你知道这幅画吗?——这是原作的复制品，有一次我过生日，他将这幅画送给我做生日礼物。他就这么着站在那里，浑身紧张，从牙缝里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好像他刚刚注意到画面上有一个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他以前从来就没有看到过的线条，他说：说说你的理由吧。我到现在甚至还没有思考过衰老的问题呢。他的嗓音有些异样。后背也有些突出，似乎僵硬起来了，驼起来了，就像鬣狗的后背。他的后脖子也有些异样，是那么红——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他的后脖子有多么红——让我恐惧地瑟缩成一团，跌坐到扶手椅里。出什么事了吗，耶里?是这样的，他说，我非常抱歉，可我得搬出去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不得不这样做。你务必要理解。二十六年来，我一直像一只驯服的狗熊，跟着你的指挥棒打转转；但现在我想改变一下，跟着我自己的指挥棒打转转。我已经租了一个小套。都安顿好了。除了我的衣服和书，还有那条狗，我什么东西也不带走。你务必要理解：我别无选择。我已经受够了撒谎。然后，他转身进了自己的书房，提着两个小提箱出来了——他肯定是夜里就把箱子装好了——然后径直朝前门走去。可是我做错什么啦，耶里?你务必要明白，他说，不是你，而是她。她无法再忍受那些谎言了。想着我被用作你的门前擦鞋垫她无法容忍。我呢，没她则不能活。我劝告你，他站在门口说，你不要刁难，安妮特。不要吵，也不要闹。这样做会让孩子们好接受一点。就当我被人杀了。你务必要理解，我快要窒息了。说完，他轻轻地敲击着门柱，对小狗吹了一声口哨，发动标致汽车，接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过程所花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刻钟。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我把电话挂了。又过了两天，他又打来电话。我本想再把电话挂了，可我没有那份力量。我向他肯求着：回来吧，我保证往好里改。你就告诉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我再也不那么做了。他用大夫的口吻，好像我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病人，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你务必要理解，一切都结束了。我哭了，倒不是因为我感到气愤，埃弗雷姆。我哭了，因为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和屈辱。两个星期前，他派来一个这么一点高的律师，但却礼貌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显然是波斯血统。他直挺挺地坐在耶里常坐的椅子里，他并不敲击椅子的扶手，也不从齿缝里对我吹口哨，让我倒有些诧异，接着他对我解释：你看，夫人，你从他那里将至少得到任何一个拉比法庭或民事法庭所能梦想判给你的两倍的财产。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夫人，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作为主动的姿态，他愿意把两人的共同财产立即悉数让给对方。当然，除了标致汽车和在埃拉特的平房。但其余的财产全是你的了，尽管他不得已地忍受了来自你这方面因素的所有折磨。如果他诉诸法庭，他会说自己受到了精神虐待，并获得全部财产。我那时压根儿就没听见他在说些什么。我央求那个类人猿告诉我我丈夫在哪里，只要让我见见他就行，至少让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但他对我解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各方的利益，最好不要这样。他还告诉我，我丈夫和他的朋友当晚无论如何要去意大利，两个月之后才回来。再来一杯伏特加，就一杯，埃弗雷姆。我不会再喝了。我保证。我连香烟也没有了。我现在是为你落泪，不是为他，因为我这会儿记起了昨天你在诊所里待我太好了。现在，请你劝我安静下来吧，你对我开导开导，就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肯定是每隔九分钟左右就发生一次，或者类似的话。不要理会我在哭泣。事实上，我觉得好受多了。昨天从诊所回家之后，我就一刻不停地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他会不会打电话来?我有一种感觉，你会的，但我不敢指望。你不是也离婚了吗?你不是对我讲过你结了两次婚吗?你为什么要把她们甩了呢?你愿意跟我说说原因吗?”

费玛说：

“我没有甩她们。恰恰相反。”

安妮特说：

“不管怎样，还是要跟我说说。换个时间吧。今天就不说了。今天我听不进去。我只是需要你把整个原委都告诉我。我枯燥乏味吗?自私吗?以自我为中心吗?令人反感吗?你认为我的肉体令人反感吗?”

费玛说：

“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自己跟你十分般配。可我仍然情不自禁地觉得我俩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可是你瞧，安妮特，天气放晴了。耶路撒冷美丽的冬日啊，阵雨之间的太阳啊，好像天空这会儿正在唱歌似的。我们出去走走好吗?并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就这么溜达溜达好吗?现在是四点半：很快就要黑了。如果我可以斗胆一次的话，我想对你说你是一个漂亮又妩媚的女人。请别误会。我们走吧?只是溜达溜达、看看晚霞好吗?你会觉得冷吗?”

“不了，谢谢。我已经占用你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事实上，可以。我们就溜达溜达吧。如果你不是太忙的话。真美，你刚才说的，好像天空这会儿正在唱歌，这句话真美。什么话只要经过你的嘴说出来就是那么美。你要向我保证，你这会儿并不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样你到时就不会失望了。你知道，我就是做不出来。你千万别在意。我不该说这个。对不起。我们就边走边谈吧。”

当天夜里晚些时候，费玛为没有及时换洗汗津津的床单感到羞愧难当、后悔不迭，他为家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安妮特感到十分尴尬，家中只有一块煎蛋饼、一只软塌塌的西红柿和父亲带给他的那瓶甜酒。他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脱下她外层的衣服，就像一位父亲在帮自己的女儿上床睡觉。他递给她一条穿过的法兰绒睡衣。从衣橱里把睡衣拿出来时，他嗅了嗅，犹豫了一下，可他再没有别的睡衣了。他把毛毯披在她身上，然后一边贴着她跪在冰冷的地板上，一边代散热器和床垫道歉，因为散热器供热不足，床垫又高低不平。她将他的手心朝她的脸颊拉过去，一时间，她的双唇触到了他的手臂。他慷慨地向她回报，一边揉搓、抚摩着她的长发，一边吻她的前额、她的眉毛、她的面颊、她的下巴，但不敢接近她的双唇。在抚摩她的当儿，他低语道：哭吧。别在意，没关系的。她不停地呜咽着，到最后脸都哭丑了，浮肿得像颗甜菜，这时，费玛关掉电灯。他十分小心地触摸着她的双肩、她的脖子，就这样磨蹭了一刻钟后，他顺着她双乳的曲线慢慢地滑下去，但他克制着自己，没有触摸两个乳峰。与此同时，他仍然一刻不停地吻她，慈父般地亲吻，他想通过亲吻把她的注意力从他的手指上分离出去，因为他的手指正在她的两膝之间滑动着。我感觉糟透了，埃弗雷姆，我感觉糟透了，我觉得自己一钱不值。费玛咕哝着：你真了不起，安妮特，你让我觉得亢奋。这样说着，他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挨近她的性器官，停下来，做好被排斥的准备。接着，他感到再清楚不过了，她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困境中，好像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他在弄些什么，她断断续续地咕哝着，一遍又一遍地描述她所遭遇的不公，这时，费玛便开始温柔地挑逗她，同时竭力排解脑海中她丈夫用手指敲击东西的习惯，直到最后，她叹息着，一只手搂着他的脖子，一边呢喃着：你真好。这一声呢喃使他获得了勇气，他开始触摸她的双乳，并把他的性欲集中在她身体的一侧，不过还是不敢用自己的身体摩擦她的肉体。他只是继续摩挲着她的身体，这儿摸摸，那儿揉揉，一边寻找她的衣带，喃喃地说着慰藉和安抚的话，但他自己却不听自己在说些什么。最后，他意识到他的耐心即将得到回报：他感到一阵回应的波动，一阵轻微的拱起，一阵战栗，尽管她仍在那里诉说，在伤心，在对自己和他解释她错在什么地方、她可能是怎样招致了耶里的憎恶、她如何委屈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在黑暗中，她还向费玛坦白，除了阿姆斯特丹的那起风流韵事外，她还有两件风流韵事，是和他的两个朋友，自然是轻浮、愚蠢的行为，但这可能就意味着她目前是罪有应得。与此同时，他的那根手指找到了恰到好处的节奏，于是她的叹息中交织着呻吟；当他把自己的勃起物贴着她的大腿来回摩擦时，她也没有反抗。于是，费玛继续假装着她已悲痛欲绝，以致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内衣已被脱下。她的胴体还在回应着，她的两条大腿紧紧地夹着他那音乐家般的手指，她自己的手指则在那里摩挲着他的脖子。就在他断定时机已经成熟、正准备用肉体代替手指的一刹那，她的胴体突然弯得像一张弓，她发出了一声孩童般柔和、惊喜的叫喊。紧接着，她全身松弛下来。又一次放声大哭起来。她柔弱无力地用拳头连连击打他的胸脯，悲泣着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你为什么要羞辱我?在你之前我就已经饱受摧残了。然后，她冲他背过身体，像个婴儿似的哭起来。费玛知道自己太迟了。他错过了时机。刹那间，他的身体里翻腾起狂笑、愤怒、沮丧和自嘲，全都混合在一起：那一瞬间，他本可以将那个笑容甜美的殖民者一枪打死，还有那个律师和议员。这时，他对自己叫了声“白痴”。接着，他冷静下来，顺从了宽恕和忘却的需要。

他站起身，用床单盖住安妮特，温存地问她要不要再倒一杯甜酒。要不，给她沏点儿茶?

她狂暴地坐起来，紧紧地抓起那个脏兮兮的床单，将床单掩在胸前，摸索出一支香烟，忿忿然点着了之后说：

“你他妈是个混蛋！”

费玛一边掩盖自己那根让他害羞的犀牛角，一边折腾着穿衣服，他像个受罚的孩子似的咕哝着：

“我做什么啦?我对你可什么也没做啊。”

他知道，这些话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他差点儿就爆发出一阵冷笑，差点儿就咕哝了一句A z o y。但他克制住了，他主动道歉，他责备自己，他不理解自己究竟是怎么啦，和她在一起之后，他竟感到惊慌失措，忘乎所以，她有意宽恕他吗?

她像个愤怒的老太婆，背对着他，急忙草草地穿上衣服。她火爆地梳理着头发，擦干泪水，又点上一支香烟，叫费玛帮她叫一辆出租车，并对他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要给她打电话。他问她是否可以送她下楼，她单调、冷淡地回答道：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再见。”

费玛站在淋浴器下面。洗澡水半温不热的，差不多还是凉的，但他坚持着，将全身上下涂满肥皂，在喷头下就那么着待了很久。三个人当中，他沉思起来，真正的恶棍还是那个律师。然后，他穿上干净的内衣，愤怒地把所有肮脏的床单和浴巾，还有一条茶巾和一件衬衫收拢在一起，把它们统统塞进一只塑料袋里，然后把塑料袋放在前门附近，这样，明天上午他就不会忘了将它带到洗衣店去。在用新床单铺床的时候，他试着从门牙缝里向外吹口哨，可就是吹不出来。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这是那个俊美的殖民者说的话，但费玛颇为惊奇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话是对的。

【注释】

[1] 圣殿，古代以色列人崇拜上帝的中心场所，也是犹太民族的象征。

[2] 真主党，黎巴嫩政党和抵抗组织，致力于在黎巴嫩推行伊斯兰激进主义，因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组建。真主党仇视以色列和犹太人，组织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行动以及对以色列军队的游击战争。

[3] 葛丽泰·嘉宝（1905——1990），生于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女影星，以超群的美丽和卓越的演技出名，主演过二十四部影片，代表作有《急流》（1926）、《肉与魔》（1927）、《安娜·卡列尼娜》（1935）等，获1954年奥斯卡特别奖。

[4] 玛琳·黛德丽（1901——1992），美籍德国女影星，1930年主演影片《蓝天使》一举成名。

[5] 丽芙·乌曼（1939——），挪威裔著名演员，所演影片大部分由英格马·伯格曼执导。

[6] 原文中“荡妇”二字为法语。

[7] 卡尔·冯·奥西埃茨基（1888——1938），德国和平主义者、新闻记者，因揭露德国秘密重整军备遭监禁（1931），希特勒执政后再度被捕，死于狱中，获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

[8]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1890——1935），德国记者和讽刺作家。1933年，他的作品受到纳粹政府的攻击和查禁，他本人被剥夺德国国籍。1935年自杀身亡。

[9] 贝雅特丽齐，但丁《神曲》中一个理想化了的佛罗伦萨女子。

[10] A z o y，意第绪语译音，意为“可不是嘛”。

[11] 纳哈里亚，以色列西北部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

[12] 贝尔谢巴，以色列内盖夫地区中心城市和南部区首府。

[13] 即尤金·尤内斯库（1912——1994），法国荒诞派剧作家。

[14] 约瑟尔·布尔内（1920——），画家。生于维也纳。1937年移居澳大利亚。1950年起定居以色列。1980年获以色列绘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