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印度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上午十点，费玛站在窗前数雨滴，突然看到巴鲁赫·农贝格正在和出租车司机告别。费玛的父亲是一位整洁的老人，他身着西服，打着领结，尖尖的白胡须就像阿拉伯人的短弯刀那样向上翘开去。虽然已经八十二岁了，但他仍牢牢地掌管着他在三十多岁时建立的化妆品厂。

他父亲趴在出租车的车窗前面，很显然，他这是在对司机发表演讲。他满头的白发在微风中飘逸着，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箍着银箍的雕花手杖。费玛知道，这老头并不是为车价在与司机没完没了地争论，也不是等待司机给他找零。他正在把他中途就开始讲述的一件轶事讲完。五十年来，他一直同耶路撒冷的出租车司机就哈西德派故事和敬神故事在开一个漫长的学术研讨会。他是一位热忱的故事大王。他还有一个不动摇的习惯，在讲完一则趣闻后他总要加上自己的评论，指出其中的道德教益。每讲完一个笑话，他也总是给你解释一下其中的要点是什么。有时他则更加唠叨，既给你解释表面意义又给你解释真正的含义。他的评论总是博得听众们哈哈大笑，这又让老人越发得意，讲述更多的故事，并对其一一作相应的解释。他确信，大家都没有听出故事的要点，他有义务让众人明白。

青年时代的巴鲁赫·农贝格从哈尔科夫的布尔什维克人手中逃到布拉格，在那里学习了化学，接着又来到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化学厂，生产口红和面霜。就这样，一步一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建成了一个成功的化妆品工厂。他是个爱调情又爱唠叨的老人。作为一个鳏夫，几十年来他总被女友和女伴包围着。耶路撒冷的人都传言，她们围着他团团转，只不过是看中他的钱而已。费玛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他父亲尽管唠叨个没完，却是一位心地善良、慷慨大方的人。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每一项他认为值得的或者令人感动的事业提供经济援助。他是无数个委员会、协会、学会、联合会和小组的成员。他经常参加募捐活动，为帮助无家可归者，为吸收移民，为让亟需去国外做复杂的外科手术的病人得到治疗，为在占领地购买土地，为出版纪念文集，为修复古迹，为给弃儿和弃妇创建栖身之所集资。他支持拮据的艺术家，支持结束动物实验，支持为残疾人购买轮椅，支持防止环境污染。他赞同教育上的传统价值观念，也为阻止宗教高压的运动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并不觉得这两者有什么矛盾。他给少数部族的学生捐款，给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送钱，还为穷凶极恶的罪犯的重新改造提供赞助。虽然每次活动他都斥资不多，但这些加起来显然已占到了他化妆品工厂总收益的一半左右，还要占去他的大部分时间。此外，他钟情于跟合同和附属细则有关的任何东西，甚至到了上瘾的地步。每当要购买新的化学药品，或者处理二手设备，他就会雇上一批名副其实的律师、顾问和会计师，以堵塞可以设想的一切漏洞。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经过公证的鉴定、签署的备忘录的副本都会在他的身体里涌起一种人们在观看一场艺术上近乎出神入化的比赛时的激动。

他把空余时间打发在陪伴女人上面。现在虽然他都八十出头了，仍然喜欢泡小餐馆。无论酷暑还是严冬，他总是穿正装，打领结，上衣口袋里放一条熠熠生辉的白色手绢，将三角露在口袋外面，就像热浪中的一片雪花，他衬衫上的袖口链扣是银制的，一枚镶宝石的戒指在他的小指上闪闪发光。他的白胡须向前撅着，像一根在打手势的指头。他把那根箍着银箍的雕花手杖搁在两膝之间，将礼帽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肤色白里透红、脸庞光洁清亮的老人身边总有一个气质高雅的离婚女人或者善于保养的寡妇。这些女士都是欧洲人，颇有修养，举止优雅，年龄都接近六十或六十刚出头。有时，他同两三个这样的女人在小餐馆里他惯常的位子上坐下来吃饭。他给女士们点浓咖啡和果馅卷，自己通常则点一份甜酒、一碟新鲜水果。

出租车开走的时候，老人按照自己一成不变的老习惯，对出租车挥舞着礼帽，以示告别。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把每一次再见都看成是最后的诀别。费玛去迎接他。费玛似乎能听到父亲一边爬楼梯，一边独自哼哼着一首哈西德派的民歌小调。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有时即便有人在跟他说话，他也会吟唱这种独特的曲调，咿咿呀呀个不停。费玛有时暗自思忖，他在睡梦中是否也会哼哼这些小调：就像从某个看不见的温泉里喷出的音乐，充溢着父亲那干瘪的身体，或者从他那由于衰老而形成的许多小罅隙中渗漏出去。费玛几乎还能嗅到在楼梯上飘拂的父亲身上那种特殊的气息。他从襁褓时代就记得这种气息，甚至在满屋子的陌生人之间他也能分辨得出这种气息：那是一种空房间、老家具、热腾腾的炖鱼和煮胡萝卜、羽绒褥垫、黏稠的甜酒的香气。

父子俩漫不经心地拥抱了一下，就在这当儿，那种东欧式的香气在费玛的心头激起一阵反感，交织着因为反感而产生的羞愧，伴随着想找茬同父亲吵上一架、践踏他某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揭穿他观点中所有令人恼火的矛盾、让他稍稍发发脾气的由来已久的冲动。

“Nu[1]，”老人开口了，爬楼需要费力气，让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我尊敬的教授先生今天有什么向我报告的吗?救世主降临锡安了吗?阿拉伯人已经回心转意，决定爱我们了吗?”

“你好，巴鲁赫。”费玛极力控制着自己。

“好。你好，我亲爱的。”

“有什么新鲜事吗?你的后背还在折腾你吗?”

“我的后背?”老人说，“幸运的是，我的后背命中注定永远只能待在我的身后。我在这里，它在那里；它永远无法赶到我的前面。如果，但愿上帝别让这样的事发生，它真的赶到我的前面，噢，那我只要掉头不理它就行了。但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气短。就和我的脾气一样。这里，两者的角色颠倒了：现在，不是它在追赶我，而是我在追赶它。那么，在这些个令人惊叹的日子里，埃弗雷姆先生在忙些什么呢?还在致力于纠正世人的行为，以便让他们将来进入上帝的国吗?”

“没什么新鲜事，”费玛一边说，一边接过父亲的手杖和礼帽。然后又说道：

“除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之外。”

老人耸耸肩膀。“五十年来我一直能听到这样的讣告——这个国家就要这样了，这个国家就要那样了——然而，当年发表讣告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深埋在地下六英尺的土里，这个国家还在一天天发展。你的抗议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个国家遭受的抗议越多就越繁荣。不要打断我的话，埃弗雷姆。我给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从前，就在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之前，在哈尔科夫，有一个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者趁着深更半夜，在一座教堂的墙上涂了一条标语：上帝死了。弗雷德里希·尼采宣。他指的是那位已故的疯哲学家。Nu。于是，第二天夜里，有一个更聪明的人走过来，在墙上写道：弗雷德里希·尼采死了。上帝宣。等等，我还没讲完呢。请你允许我把这个小故事的涵义给你解释一下，同时，你不妨把电水壶插上，给我倒一小滴我上周给你带来的橘味白醋。顺便说一下，你该请人把你这座破旧的废墟重新装修一下了，费姆奇卡[2]。趁着邪灵还没有将它占领之前。[3]只要打电话请一个搞装潢的师傅来，然后把账单寄给我就行了。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对，茶。你那亲爱的尼采是一个毒性传染原。我压根儿就不理睬他那一套。来，我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尼采和纳赫曼·克罗克马尔[4]两人有一次乘火车去维也纳相遇时的故事。”

和往常一样，父亲坚持要加上自己对故事要点的解释。费玛笑了起来：故事本身倒并不可乐，但他的解释特别打趣。费玛的反应让父亲分外开心，分外鼓舞，于是，他又给儿子讲了一则与火车旅行有关的趣闻，这次讲的是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他俩迫于无奈，不得不请列车长帮忙。“埃弗雷姆，你当然明白，不是吗，这个故事的内涵不是新娘举止荒唐，而是新郎蠢笨无知。他是一个十足的施勒麻痴。”

费玛自言自语地背出了一句前一天他从埃坦大夫那里听来的话：“我恨不得把他们俩都绞死。”

“埃弗雷姆，你知道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5]有什么区别吗?施勒密尔要是把茶弄洒了，这茶就总会泼在施勒麻痴身上。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在这则笑话的背后有着某种神秘而又深邃的东西。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都是永远不死的。他俩手牵手，从一个国家溜达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世纪溜达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故事里溜达到另一个故事里。就像该隐和亚伯[6]。就像雅各和以扫[7]。就像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斯维德里盖洛夫[8]。或者说就像拉宾和佩雷斯[9]。甚至，谁知道呢，也许就像上帝和尼采。谈到火车这个话题，我索性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我们国家铁道部门的主管去参加一个各国铁道部门主管出席的世界性会议。是一种‘学术捻（研）讨会’。现在，上帝让驴子开口说话了[10]，我们的那位小丑说啊，说啊，就是停不下来。他就是不愿从讲台上走下来。最后，美国铁路部门的主管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举起手，问我们的铁路主管：‘对不起，科恩先生，恕我直言，但贵国到底有多少英里铁轨值得您作这么长时间的发言呢?’Nu，但我们的代表并没有张皇失措，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11]，他回答说：‘准确的长度我记不清了，史密斯先生，但我们国家铁路的宽度与你们国家的却是一模一样。’顺便告诉你，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笨蛋也讲过这个故事，不过他搞错了，把美国说成了俄国。他把整个故事的内涵都给弄砸了，因为俄国铁轨的轨矩和我们国家的不一样，事实上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原因，只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罢了。要么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果拿破仑·波拿巴想卷土重来，再次侵犯他们，他就无法将马车运到莫斯科了。我们刚才谈到哪儿了?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事实上，你没有理由不行动起来、娶上一位可爱的女士。如果你愿意，我将很乐意帮你物色一位女士，也乐意帮你其他的忙。但务必要行动起来，我亲爱的：你毕竟不是小伙子了，至于我呢，nu，夺命的丧钟随时会为我敲响，我到时就不复存在了。巴鲁赫·农贝格死了。上帝宣。度蜜月的新婚夫妇这个故事有趣的部分并不是新郎不得不向列车长讨教如何摆弄新娘。不是的，先生。而是同给车票打孔所发生的联想。然而转念一想，你告诉我，有什么好笑的呢?真的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哈哈大笑吗?你难道不为自己的窃笑感到羞愧吗?这个故事实际上很令人悲伤，甚至令人心碎。事实上，大多数笑话都是不正当地建立在从他人不幸中获得快乐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费姆奇卡?你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诗人、一位思想家，或许你愿意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人的不幸能使得我们感到快慰?让我们浪笑?给我们这种奇特的满足感?人是一种矛盾，我亲爱的。的的确确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异乎寻常的动物。该哭的时候反而笑。该笑的时候反而哭。他们没有感觉地活着，没有欲望地死去。脆弱的人类啊，他的年日如草一样[12]。告诉我，你最近见到约珥了吗?没有?你的小男孩呢?以后你可得提醒我给你讲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是我从利岑斯克的以利梅勒克[13]拉比那里得来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离婚和思念的比喻。他本意是把它当作一个关于以色列社会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比喻，但我有我个人的见解。首先你还是给我讲讲你的生活情况和所作所为吧。全错了，埃弗雷姆：我在这儿就像我们那位亲爱的铁路部门主管那样喋喋不休，而你却一言不发。就像荒岛上的赞礼员[14]那个故事一样。这故事我以后再给你讲。可别让我忘了。这位赞礼员由于船只失事竟发现自己在敬畏节[15]期间流落到了一个荒岛上。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看看，我又来了，唠叨个没完，而你却默不作声。说点什么嘛。给我讲讲约珥和那个忧郁的孩子的事。以后务必要提醒我给你讲讲那个赞礼员的故事：毕竟，从某个方面看，我们都像流落荒岛的赞礼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日子都是敬畏节。”

父亲每呼吸一次，费玛就听到他胸膛里发出一种微弱、低沉的喘息声，差不多就像猫的呼噜声一样。似乎老人为了开玩笑在他的喉咙里放了一枚哨子。

“喝茶吧，巴鲁赫。茶都凉了。”

老人说：

“埃弗雷姆，我向你要过茶吗?我要你说话。我要你跟我谈谈那个忧郁的孩子，那个你一直隐瞒真相、让别人都以为是那个美国傻瓜所生的你的儿子。我要你的生活有些条理。我要你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16]。我要你为未来操操心，不要日日夜夜总为你那些可爱的阿拉伯人操心。”

“我没有，”费玛纠正说，“为阿拉伯人操心。我都跟你解释过一千遍了。我是在替我们自己担忧。”

“当然，埃弗雷姆，当然。没人能指责你正直的动机。悲哀的是，你试图使之上当受骗的人恰恰就是你自己。好像你的阿拉伯人只是措辞得体、态度礼貌地问，他们能否把纳布卢斯[17]和希布伦[18]收回去，然后就会高高兴兴地回家，和平就会降临以色列人和以实玛利人[19]。但这并不是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东西。他们想要的是耶路撒冷、费姆奇卡，还有雅法，还有海法，还有拉马拉。把我们的喉咙划开一条口子，这才是他们想要的一切。将我们彻底消灭。要是你能劳神听听他们在一起说些什么就好了。可悲的是，你只听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又一声低沉的、拖腔拉调的哨音从父亲的胸膛里溜出来，好像他被儿子的幼稚弄糊涂了。

“事实上，爸，他们最近说的与以前迥然不同。”

“说。多么动听啊。让他们尽情地说吧。嘴上说起来容易。他们只不过从你这里学会了把话说得冠冕堂皇的规则。要滔滔不绝。用动人的词藻。态度上要目空一切。他们说些什么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真正想得到的东西。就如本·古里安[20]那个流氓在谈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时常说的一样。”老人显然打算在这一主题上发挥发挥，可突然间他上气不接下气，于是一阵喘息，最后就是一阵咳嗽。似乎他身体里面有一扇松松垮垮的门，安在嘎吱嘎吱作响的铰链上，一阵微风在这时吹开了他体内的这扇门。

“他们现在想找一个妥协方案，巴鲁赫。而我们却拒绝让步，拒绝妥协，甚至拒绝同他们对话。”

“妥协。当然。说得好。没什么再比妥协更美妙的了。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妥协。说到这里，他们讲过一个关于考茨克的梅纳赫姆·门德尔拉比[21]的精彩故事。可是你跟谁妥协呢?跟那些渴望着毁灭我们的不共戴天的刽子手?现在，你给我叫辆出租车，以免我迟到了。在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亚博廷斯基[22]有一次见到沙俄那位反犹的内务大臣普列韦[23]。你知道亚博廷斯基对他说了什么吗?”

“是赫茨尔[24]，爸爸。不是亚博廷斯基。”

“聪明蛋先生，你最好不要亵渎赫茨尔和亚博廷斯基这两个名字。来到他们圣化的墓地前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每当你和你的朋友喋喋不休地嘲弄犹太复国主义时，他们必定会在各自的坟墓里辗转反侧的。”

费玛突然暴怒起来，全然忘记了要自我克制的誓言，差点儿就屈从于一种邪恶的冲动，想扯起父亲的山羊胡子或者把他尚未沾唇的茶杯摔个粉碎。他受伤地爆发出一阵吼叫：

“巴鲁赫，你又瞎又聋。睁开你的眼睛吧。我们现在是哥萨克[25]人，阿拉伯人才是大屠杀的受害者，是的，每天都是，每小时都是。”

“哥萨克人。”父亲开心又冷漠地说道，“Nu?那又怎么样?我们这回也做一次哥萨克人，又有何过错呢?《圣经》里哪一章哪一节上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不得交换分工，连偶尔一次也不行?一千年左右只交换一次也不行?亲爱的，你要是哥萨克人气多一点、呆子气少一点就好了。你的孩子长得像你：一只披着羊皮的羊。”

由于忘了这番谈话自何处开头，父亲便又从头解释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的区别，解释这两个词为何能够构成不朽的一对，手挽着手走遍世界，与此同时，费玛则愤愤然地将火柴棍一根接一根地弄断。接着，他提醒费玛，阿拉伯人从印度到阿比西尼亚[26]共有四十个大国，而我们只有一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国。他开始掰着瘦骨嶙峋的手指数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名字。当他把伊朗和印度也数进去时，费玛再也无法沉默了。他伤心地、绝望地号叫着打断了父亲的话，他跺着脚，任性地喊道，伊朗和印度不是阿拉伯国家。

“Nu，那又怎么样?这对你有什么差别吗?”老人用他那惯常的平板语调拖着长腔说道，一边狡黠地、开心地格格直笑，“对于谁是犹太人这一悲剧性的问题，我们最终找到满意的答案了吗?要想说明谁是阿拉伯人，我们现在也得绞尽脑汁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了吗?”

绝望的费玛从椅子里跳起来，冲到书橱前面去拿百科全书。他希望最终将父亲彻底击败，让他永远哑口无言。然而，他像在做着一场噩梦，怎么也想不出应该在哪个词条里查找阿拉伯国家的名单。甚至哪一卷他也弄不清。他一边生着闷气，一边像个疯子一样，从书橱里一卷接一卷地往外抽。突然，费玛发现父亲已经站起身来，一边轻轻地哼着一首哈西德派小调，一边轻轻地干咳，拿起礼帽和手杖，在转身出门的时候把一张折叠起来的钞票偷偷放进儿子的裤兜里。

“不可能。”费玛嘟囔道，“我简直无法相信。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呢。真是疯了。”

但他并没有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事，因为父亲又站在门口说话了：

“Nu，不要在意。我放弃。把印度人忘了吧。我们就算三十九个国家好了，了结分歧吧。但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太多了，远远超出了他们应得的数字。我们绝不能让阿拉伯人妨碍我们俩的关系，费姆奇卡。我们不能让他们幸灾乐祸。俗话说，爱总会克服不和。我的出租车很可能等在外面了，我们可不能耽误人家的工作。而且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谈上正题。我想谈的是，我的心很疲惫。过不了多久，费姆奇卡，我就要上路了。全能的上帝宣。到那时，亲爱的，你会怎么样呢?你的幼子会怎么样呢?考虑考虑吧，埃弗雷姆。用心想想吧。你毕竟是个思想家，是个诗人。请你仔细想想，然后告诉我：我们大家到底要往何处去?我有我的罪，所以除你之外就没有孩子了。你和你的孩子除我之外似乎也没有别人了。日子一天接一天地流逝，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欢乐，没有任何收益。再过五十年或一百年，这个屋子里无疑将住上现在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伟大的英雄，而我和你以前是不是在这里生活过，如果的确生活过，又是为什么活着，我们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我们是高尚还是邪恶，是快乐还是痛苦，我们是否做过善事，所有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还没有一颗盐粒那么重要。他们对我们不会作任何思考。他们就那么着住在这里，过他们的日子，就如同你、我和其他所有人，大家只不过是去年的雪而已。一把尘土而已。你这里的空气也不够人呼吸的。空气也不新鲜。你不仅需要一个搞装潢的师傅，你还需要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把账单寄给我。至于哥萨克人，埃弗雷姆，你就随他们去吧。你这样的年轻人对哥萨克人能知道些什么呢?别再为哥萨克人绞尽脑汁了，你最好现在就停止挥霍你宝贵的生命财富。就像荒原上的一株柽柳。再见了。”

费玛本打算送送父亲，可老人并没有站在那里等他，他朝费玛挥挥帽子，像是在作永久的诀别。他开始下楼梯，一边用手杖有节奏地敲击楼梯的扶手，一边在嘴里又哼起一首哈西德派小调。

【注释】

[1] Nu，意第绪语译音，为感叹词，可表示疑问、惊讶、强调、怀疑等。

[2] 费姆奇卡，即费玛。

[3] 通常的迷信说法，认为邪灵常出没于废墟和破旧的建筑之中。

[4] 纳赫曼·克罗克马尔（1785——1840），波兰出生的犹太教育家、哲学家，所著《当代迷途指津》在犹太宗教、文学特别是史学方面颇有创新。

[5] 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均为希伯来语音译。“施勒密尔”意为“笨拙的人”，“施勒麻痴”意为“倒霉的人”。大量的希伯来幽默故事都是围绕这两类人物编造的。

[6] 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和次子。该隐种地，亚伯牧羊，上帝看中亚伯和其贡物，但看不中该隐和其贡物，于是该隐愤然杀死了弟弟亚伯。

[7] 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兄弟，后出生的雅各用一碗红豆汤骗取了以扫的长子名分。

[8] 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人物。拉斯科利尼科夫是一个贫穷的法律系大学生，他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斯维德里盖洛夫是一个恶霸地主、好色之徒，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逼死了用人，糟蹋了自己的使女，又觊觎家庭女教师。

[9] 拉宾，即伊扎克·拉宾（1922——1995），以色列军事家、政治家、总理（1974——1977，1992——1995）。1992年2月取代佩雷斯担任工党主席。同年6月当选总理，其终生敌手佩雷斯则担任外交部长。佩雷斯，即西蒙·佩雷斯（1923——），以色列政治家、工党联盟领导人、总理（1984——1986，1995——1996）。

[10] 上帝让驴子开口说话的典故出自《旧约·民数记》二十二章“巴兰和他的驴”。

[11] 见《旧约·约伯记》三十二章八节。

[12] 《旧约·诗篇》一百〇三篇十五节和十六节上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

[13] 以利梅勒克（1717——1787），犹太教教义师、著作家，波兰加利西亚的哈西德派创立人之一。

[14] 赞礼员，犹太会堂中负责掌握祈祷程序并领唱颂歌的人。担任这一职位的人须经专门训练，除了具有音乐才能和演唱能力外，还须对犹太礼拜仪式和祈祷书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15] 敬畏节日，指从犹太教历新年（罗什·哈舍纳）至赎罪日的连续十个忏悔日。犹太教认为，在新年的第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宝座前接受审判，而判决将在赎罪日宣布。因此，在这十天里，人们要回顾一年的言行，反省自己的罪愆，举行赎罪仪式，表示对上帝的敬畏。

[16] “受人尊敬的人”原文为意第绪语mensh。

[17] 纳布卢斯，约旦河西岸城市。

[18] 希布伦，即哈利勒，约旦河西岸城市。

[19] 即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是希伯来先祖亚伯拉罕的长子，在伊斯兰教传说中为阿拉伯人的先祖。

[20] 本·古里安（1886——1973），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理。

[21] 梅纳赫姆·门德尔拉比（1787——1859），哈西德运动中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杰出领袖。考茨克为波兰地名，在卢布林附近。与传统的哈西德运动不同，考茨克严厉、苛刻，只对那些献身《托拉》和《塔木德》研究、甚至为此放弃家庭的少数精英信徒感兴趣。

[22] 即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1880——194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新闻记者、演说家、作家。

[23] 普列韦（1846——1904），俄国政治家。

[24] 赫茨尔（1860——190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现代以色列之父。

[25] 哥萨克，居住在黑海沿岸和里海以北内陆的一个民族，17世纪曾屠杀过数以万计的犹太人。

[26] 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