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相册

另一边，刘晓坤在办公室里等待着女儿的到来。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处理堆积的文件，也没有打电话跟进工作。秘书刚才进来汇报今天下午的行程，被他抬手制止了。“上午的采访结束前，除非有急事，不要打扰。”

秘书了然地点点头，悄声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阳光透过东向的百叶窗，在深色的地毯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光带。空气中漂浮着微尘，在光柱里缓慢地翻滚。窗台上的几盆绿植长得很好，叶子油亮，那是妻子——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当年摆在这里的，离婚时她没带走，他也就一直留着人定期打理。

他坐在宽大的皮椅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胡桃木桌面。目光落在对面空着的访客椅上，仿佛已经能看到女儿坐在那里，穿着电视台记者常穿的那种简洁利落的衬衫或西装外套，膝盖上放着采访本，手里握着录音笔，脸上带着职业化的、恰到好处的微笑，眼神礼貌而疏离。

疏离。这个词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他心里很多年了。

他忽然站起身，走到靠墙的那排书柜前。书柜里整齐码放着企业年鉴、行业报告、政策汇编，还有一些经济管理类的书籍，大都崭新，像是摆在那里充门面的。他的目光越过这些，落在书柜最底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那里放着一个深蓝色的硬壳文件夹，看上去和周围其他的文件没什么不同。他蹲下身，抽出那个文件夹，拂去表面几乎看不见的浮尘。文件夹没有标签，里面装的也不是文件。

他走回办公桌后坐下，将文件夹放在桌上，手指在硬壳封面上停留了几秒，然后轻轻打开。

里面是一本相册。

棕色的皮质封面，边角已经磨损，颜色也变得深浅不一。封面没有任何字样或图案，朴素得有些过分。他翻开封面，内页是那种老式的插袋式，透明的塑料膜已经有些发黄发脆。

相片不多，大概只有十几张，稀疏地插在几个页面上。大多是黑白的，也有少数几张早期的彩色照片，颜色褪得厉害，泛着一种陈

旧的、温暖的红黄色调。

他的手指缓慢地翻过一页。

然后停住。

这一页只贴了一张照片，六寸大小，彩色的。背景是一个公园，有模糊的假山和树影。照片正中，是他，年轻得多，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当时流行的浅色夹克，头发乌黑浓密。他那时笑得咧开了嘴，眼睛都眯了起来，整个人洋溢着一种纯粹的、毫不设防的快乐。

因为他肩膀上骑着一个小女孩。

女孩大概六七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一件红色带白点的连衣裙，一只手抓着他的头发，另一只手高高举起，指着镜头外的某个方向，笑得见牙不见眼——门牙掉了两颗，露出一个可爱的豁口。那是小陈璐。

刘晓坤的指尖轻轻拂过塑料膜下女儿那张灿烂的笑脸。冰凉的塑料膜阻隔了触感，但他仿佛能感受到照片纸张微微粗糙的质地，以及那上面留存着的、早已消散的旧日阳光的温度。

那天是周末。他好不容易从厂里抽出身，答应带女儿去新开的市民公园玩。小陈璐兴奋了一整晚，早上天没亮就爬到他床上把他摇醒。在公园里，她什么都想玩，什么都好奇，骑在他脖子上不肯下来，指挥着他“爸爸去那边！”“爸爸看那个！”。他累得满头汗，心里却满得快要溢出来。

拍照是妻子（那时候还是）的主意。她拿着当时还算稀罕的傻瓜相机，喊着“看这里！笑一个！”。他下意识地就把女儿举高，扛在了肩上。快门按下的瞬间，小陈璐正指着天空飞过的一群鸽子，而他，仰头看着女儿，笑得像个傻子。

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妻子说拍得真好，眼里的光彩藏不住。小陈璐也喜欢，指着照片里自己的豁牙，咯咯直笑，说“丑死了”。他把它仔细贴在了相册的这一页。

他以为，这样的日子还有很多。以为女儿会一直在身边，从骑在肩头，到手牵手，再到挽着胳膊。以为总有时间弥补因为创业而错过的那些陪伴。

可他错了。

厂子越办越大，麻烦事也越来越多。环保检查、安全生产、资金周转、市

场竞争……他像个陀螺，被无数鞭子抽打着旋转，停不下来。回家越来越晚，承诺的出游一次次爽约。妻子的抱怨从委婉到直接，再到最后的沉默。女儿从期待到失望，再到习惯性地不再期待。

争吵，冷战，然后是那场精疲力竭的离婚谈判。妻子——那时即将成为前妻——态度坚决，女儿必须跟她。理由充分得让他无力反驳：你给不了她稳定的陪伴，你的世界里只有那个厂。他试图争辩，但看到女儿躲在母亲身后，看他的眼神里带着害怕和疏远时，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他同意了。签了字，给了他能给的最好的物质条件。他以为，分开只是暂时的，等女儿大一点，等厂子稳定下来，他总能找到机会弥补，重新建立起联系。

可时间是最残酷的东西。

一晃，就是二十年。

小陈璐长成了大陈璐。照片里缺牙的小丫头，变成了电视新闻里干练沉稳、语速清晰的女记者。她不再需要骑在谁的肩头看世界，她自己就能走得很快，看得很远。他们之间的联系，渐渐简化成节假日例行公事般的短信问候——“爸，春节快乐。”“爸，生日快乐。”——简短，客气，像对待一个需要维持基本礼节的远房长辈。

他尝试过。女儿考上大学时，他托人送过一笔钱，被退回了大半，只留下学费部分。女儿工作后，他想办法通过关系在她单位领导那里打过招呼，想让她路顺一点，事后她知道，在电话里很平静地说：“爸，我的路我自己走，你不用这样。”语气没有指责，只是陈述，却比指责更让他感到无力。

这次爆炸事件，他第一时间以企业名义捐款，有社会责任感的考量，但内心深处，未必没有一丝隐约的期待——女儿在电视台工作，这样正面的新闻，台里很可能会派记者来采访。也许，这会是一个机会。一个在摄像机和工作场景的包裹下，能够相对自然地见一面，说几句话的机会。

哪怕只是让女儿在采访时，少一些对待陌生采访对象那种公式化的疏离感，能多看他一眼，能有一两句工作之外的、带着些许温度的对白，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