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被遗忘的那一年

我上八年级以后，一度想不起来，是什么事触发我无法书写日记，在后院子点了一把火烧毁了日记本。

我只记得那一年是七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将和班里一个笔友的信以及我的日记本都烧毁了。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我的记忆混乱，一想起日记本，眼前就会浮现我烧日记本时，难过地流着眼泪的样子。

我便不再想要想起来了，后来一写日记，内心深处就很难过，什么也就写不出来了。时间长了，什么事情也都想不起来了。包括为何烧日记本。

直到八年级毕业领取成绩单那天，遇到的一个女老师，她拦住即将走出教室里的我们班同学，自顾自地慷慨激昂地开始了她的演讲：“等一下，我将是你们九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九年级也是之前的初三年级，俗称小高考，在你们的人生也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决定了很多人要不要上高中的命运，做为你们九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给你们布置一个暑假作业，阅读两本书，一本是《简爱》，一本是《骆驼祥子》，请你们认真写两篇读书笔记，开学的时候，我要检查…”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四年级的时候既然都已经读过这两本书了，这让我感觉特别好。《简·爱》我知道，她是一个女作家夏洛蒂·佛朗特的代表作品，为了能记住这个女作家的名字，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然后，我突然又想要将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重新读一遍，因为我只记得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一想到祥子，我的内心很压抑，却想不起书里讲什么了。

八年级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我家地里干农活，上午五点半天蒙蒙亮，便开始到地里干活一直到上午太阳刚刚开始热起来，大概十点半左右。

然后，回家吃饭，睡午觉，看电视，再到下午五点，继续去地里干到天黑便回家。

接着吃饭，洗漱，看电视，疲惫地睡觉，在睡梦中等待第二天，继续重复这样的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转，家里的人都在慢慢地一个个地在远行。还未远行的人，跟随着玉米的生长，在十亩地里间苗，除草松土，施化肥，壅土一道道工序。

事实上，我几乎整个小学时代和初中时代的暑假一直是这样，只是后来，家里的人越来越少，地也越种越少自由的日子却越来越多，反而会无所适从。

这样规律性暑假生活，在我妈的带领下，时常忙完自家地里的活，还要再看看东沟姨妈家地里的活干完了没有，如果没有，便要去帮忙干活。

我妈常常会说：“你们小的时候，你们几个姑妈连一块铺垫都没有给过，都是你姨妈帮咱家，我们做人要知恩图报……”

这样的道德绑架在小学时代还可以让我心存感激，青春期后便开始内心不平衡起来了。

一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看法，再也不会完全认同妈妈的观点。毕竟我们家就一直是人家嘴里的穷亲戚，始终没有改变过。

另一方面，主要是内心负担不起了。恩情的债务是还不完的，除非像哪吒一样。而这种亲情之间的给予和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厚重。

而我们整个暑假，每一天干完地里的活后，实在是已经身心都疲惫不堪。

爸爸在外打工，需要时回会家几天，我的两个姐姐离开家出去上学后，暑假基本就解脱了，而妈妈，我和弟弟负担就更重了。

当我弟弟迷上手机电子书后，他便对体力活表示抗议。开始干活的时候，草草了事，或者直接撂挑子不干。

妈妈也知辛苦，便也会偶尔允许他投机耍滑一两次，直到有一次，妈妈又让我们去姨妈家帮忙，我弟开始用不吃饭，躺在床上，玩手机和睡觉表示抗议。

事实上，这样连轴转的生活，枯燥又乏味。我也想要抗议，至少应该让我休息一天再去。

可是，

我妈不同意，她的权威和家长做派，让她已经习惯了用她自己那一套道德绑架方式和我们沟通，让我们乖乖听话，努力干活。

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开始有感受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思想了，不是那个她心里一直只听她话的小孩子。还听她话，不是因为赞同，只是为了不让她觉得伤心和背叛。

小学的时候，四年级之前，我都没有暑假作业本，从来都不用完成暑假作业。自从开始在学校买书，有了暑假作业本后，内心的负担也重了起来，整个暑假没有养成看语文数学英语书和写作业的习惯。所以，那些年，我用不写暑假作业表示抗议，却没有被人发现。

暑假作业和劳动无法兼得，如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是一个道理。好些年，开学报名，暑假作业都是最后一天抄答案或者根本就懒得抄，更不要谈认真看过，画上两三页就浑水摸鱼，空着交给老师了。

偶尔看看书，也只会是一些文学，流行的畅销故事书。

那一年，我们八年级毕业以后，九年级开始提前一个月进去学习状态补课，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然后，有一天，我问伍阳：“我们初二时的班主任是谁？”

伍阳说：“李建呀”

“他是我们什么课老师？”我还是没有想起来。

“体育课呀！”伍阳吃惊地说。

“你怎么这么奇怪，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然后她又接着问：“你忘记了吗？”

我没有说话，事实上，我意识清楚的知道，我是真的忘记了。

“不过你一直都很奇怪。”伍阳似乎给我再说，也是给自己在说。

“怎么了？我怎么奇怪了？”那时，我不知道伍阳在说什么，因为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你总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MBW老师对你多好呀，我有一次问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你既然说，我不喜欢别人对我好。”伍阳解释着说。

我的视线一下子拉得很长，突然发现，我的确是说过这句话，以及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只是，当我从大脑里提取出来的这句话时，不添杂任何情绪。

我突然想起来了WBM老师，常常上完语文课以后，会花几分钟把某个同学叫出去谈话，将我叫出教室后，会给我讲，“要自信”，“要踊跃回答问题”，“为什么不说话呢？”、“遇到了什么困难”，“老师能帮你”……诸如此类的好话。

老话说的好：“救急不救贫”，贫穷早已限制了我的想象。我的脑袋像一个接收器一样地记住了这类好话，并给每一句话似乎都建立了不一样的神经链接，这些错误语言与行为连接，比如我觉得我很自信，沉默是金也是一种自信；我就要和别人不一样，特立独行也是一种自信；我不会说话，因为我信奉沉默是金……而不是去寻求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我压抑住了自己的情绪，同样也不再表达需要，甚至于忘记了我需要学习如何讲话，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需要。

某一刻，似乎觉得什么道理都可以懂了，别人的话都是对的，但是我就只会不说话，静静的读书，写作业，听课，考试，也并不能在熟悉的环境对此类好话做出反应，或者我潜意识认为沉默就是我的反应。

偶尔，我还会写日记，只是不带情绪的思考，只是在记流水账。流水账却又不是我想要的结果……然后，我便更加讨厌写日记了。

尽管老师们说，“名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是一种反思和总结”。

但我这样的死循环，自己也根本无法跳出来。最后，便有了摧毁这个习惯的念头了。

同时很长时间，除了文学书还可以读进脑子里，其他的也包括文学书，似乎也是装进脑子的越快，遗忘的速度也有多快。

自从七年级读了韩寒的新概念作文，我

便对新概念和《萌芽》这本杂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但读这些书，并不能找到，解决我生存与生活问题的方式方法。

一个人生活在贫瘠之地，注意视线也会变得狭窄而缓慢，连苦难的日子也变得漫长而无边界。我对于同龄人喜欢的韩国欧巴卡哇伊表示脸盲，心更加盲。这种脸盲和心盲后来便越来越多，然后产生了累积爆发效应。

当我高三决定住校以后，发生了变质的化学反应。

我的老师们常常会用物理上还有哲学思想“量变引起质变”教育我们，哲学书上其实还说，好的行为经验积累会引起好的结果发生，坏的行为经验积累会引发物体改变自身性质去适应环境，是一种变质的过程。例如，一个被套在着金属圈生长的南瓜，内心就会变得无比坚硬，无法食用。

然后整个九年级，我开始慢慢寻找记忆线索，想知道，八年级发生了什么？以及那一年，发生过什么好事。

然后，我想起来，我八年级竟然还当过副班长，得过一个“三好学生”奖状，拿到手以后，便被挂扯了一段，我便偷偷地撕成了碎片。

可是，我是如何当上副班长的呢？如何得了个三好学生？我竟然会不愿意想起来。

八年级时，中二病泛滥的我，被同学民主投票得了一个副班长的称号，和班长一同辅助着体育老师管理班级，班长负责教室纪律管理，我负责学习纪律管理，比如协助老师统计每一个同学完成每一个学科作业的情况。

然后，在家长会上，将统计表拿给各位家人看，让做家长的大人真切地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里学习的表现，私下里还帮助班主任抄阶段性教学目标责任书。

我清楚的记得，那时的我，用自己的方式表现的一下，我对于老师给我安排这份工作的不满意。

这份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工序却很繁琐。一门主修学科每天都上，一个星期老师至少会布置三次作业，两个月就是二十一次。一门选修学科一个星期上两堂课，也需要至少七次作业。而我们班当时有四十多个同学，有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和政治、物理、历史和生物七门功课。

当我一个同学一个同学一本作业一本作业本翻完一个语文学科，画上正字符号后，我的耐心已磨完了。可是，我又没法表达自己，的确没有耐心了。然后，我便总结了一个经验，比如，学习好的同学基本每科都会认真交作业，不交主修作业的一般选修课交作业的概率也不大。安静看起来乖巧的同学一般不敢不交作业，不认真交作业的就是几个上课喜欢捣乱的……

然后，我开始根据每个同学的日常表现胡乱编排，随意让哪个同学缺几次没有交作业。大差不差地每个人一两三次，最多也就四五次，上课捣乱的也没有几个，看看交作业了没，然后大概数一数交了几次作业，已求蒙混过关。

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源于我内心深处中二病的叛逆，也有不想写字，不想交作业的时候，却还是硬着头皮一点点完成作业。

那时，我犹豫长时间不保护眼睛的看书习惯，我的眼睛已经开始抗议了，俗称假性近视。我开始坐在教室第二排看东西模糊不清，却也不愿意讲出来。

那时，伍阳学习成绩比我好，个子低，一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也近视了。她配了一个二百多度的眼镜，我偷偷的戴过一次，我也可以看的很清楚黑板。

但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跟妈妈开口，二百多度需要戴眼睛吗？

二姐初三的时候，给父母说看不清黑板，配了一副眼镜，一只眼睛五百多度，一只眼睛七百多度。

二百多度，需要配眼镜吗？我觉得不需要。看不清黑板又不是看不见黑板，所以，很多时候，我只是听课，然后自己去看书，全靠看过记性好。

当时，当我发现记忆力也不是那么可靠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慌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