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一千万

陶爱民隔了两天，又去了舅舅家。

上回不欢而散，老人这两天体谅出点滋味来了——外甥不是疯，是铁了心。可铁了心归铁了心，他总觉得还差一句没说透的话，像锅里的红薯，得再炖一会儿才出甜。煤炉上正炖着，甜香混着烟味，在院子里绕。院墙上的爬墙虎被日头晒得打卷，知了在槐树上扯着嗓子，一声叠一声，像在替他说不出嘴的话着急。舅舅搬了张竹床在榆树下，手里捻着烟丝，见他来，也没起身，只往旁边挪了挪，腾出半边床沿。

“坐。“老人说，“外头热。“

陶爱民坐下。竹床的篾条硌着大腿，烫。他想起小时候来舅舅家，也是这张床，也是这个季节，舅舅教他编蝈蝈笼，手指头被篾片划出血口子，舅舅用唾沫给他糊上，说“男娃，皮实点“。那双手，如今满是老茧和烟熏的黄，捻烟丝的劲头却一点没变。

“我这两天琢磨，“老人开口，烟丝捻好了，也不点，就攥在掌心，“你全散，我不拦了。可你留一千万，谁能说你什么？“

这一句，他等了两天，也掂了两天。

陶爱民一怔。他料到舅舅会问，只是没料到问得这么直白，这么像递过来一只手。“一千万“是虚数，老人不懂三百六十万的结构，只觉得“留一点“是天经地义——留一点，旁人说不出半个不字，自己夜里也睡得着。他明白老人的好意，比谁都明白。可这“一点“二字，恰恰是他最不敢碰的口子——口子一开，后头就不是自己收得住的了。

那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一千万能买什么：镇上临街一栋带院子的房，爹妈搬进去，冬天不用再烧煤炉熏眼；红星厂那台老机床换了，爹的手不用再冻裂；再添点，晓晴她娘的药费也宽裕些。这些画面，亮了一下，又灭了。他见过太多人，就是被这一亮晃了眼，再抬头，已经站在回不了头的那头。

“没人能说我什么。“陶爱民说。

“那你不留？“

“不留。“

舅舅把烟按在桌沿，捺灭。“你给我句实话——你到底怕个啥？钱又咬不死人。“

陶爱民看着老人。他见过镇上不止一个，头回收下的是条烟，后来收的是整箱，再后来人还坐在酒桌上笑，秤早不知歪到哪去了。起头都小，结尾都大——这种事他看得太清，才不敢迈第一步。那一步怎么跨出去的，他比谁都明白，明白到不敢在自己身上赌。

“

舅，“他慢慢说，“没人能说我什么。但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开始想它。“

“想啥？“

“想那笔留着没动的钱。“陶爱民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头一年，想得少；第三年，想得多；第五年，就想成了'本来就该是我的'。等我回过神，那笔钱已经不是钱了，是个比我还大的念头，天天在耳边说，再拿一点，再拿一点。舅，我不是怕钱，我是怕那个念头——它一长腿，人就追不上了。“

他见过那念头怎么爬。先是一闪，“就这一回“；后是“大家都这样“；最后是“该我的“。三步，快的一两年，慢的七八年，可从没有停在原地的。镇东头老周，起头不过替人写了张条子，收了条烟，十年后蹲了号子，临进去前还跟人说“我那是为公家“。那“为公家“三个字，就是第五步爬出来的——等他觉得自己“该的“，早没人拦得住了。老周那张脸，他这辈子忘不了，那是他照过的一面镜子。

舅舅听不懂。他这辈子穷惯了，没钱的时候想钱，有钱的时候数钱，从没想过“有钱了还要防着钱“。可他看外甥的眼神，知道那不是矫情，是隔着什么他够不着的东西，得出来的结论。就像灶膛边上那点火星，你不踩，它就顺着柴禾爬，等你看清了，整间屋子都着了。老人说不出那层意思，只觉得面前这个后生，忽然比他高了半头，不是岁数，是那种……稳。是清醒的怕——知道自己会往哪儿摔，所以提前把坑填了。

“你这脑子，“他嘀咕，把灭了的烟在指间转了转，没点，“比我想得远。“

“不远。“陶爱民说，“是看明白了的人，不敢在自己身上赌。“

老人咂了咂嘴，想再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忽然想起外甥小时候，摔了跤从不先哭，先低头看路哪儿不平——那股子劲，原是一直在的，只是如今沉了，落了地。

这话舅舅听来是句实话，可外甥眼里有种他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老人沉默了半晌，把灭了的烟搁在桌角。他忽然觉得，外甥要散的那三百六十万，其实早就不全是钱了——那是他给自己垒的一道墙，墙里墙外，是两个人。一边是当年那个肯为一户娃的书蹲半夜的后生，一边是将来可能坐在某个位子上、把“再拿一点“说成“规矩“的官。这堵墙，把他想护住的那个人，隔在了干净的那边。老人没再追问——他隐约觉出，外甥那层“够不着的东西“，是连他自己都不肯多碰的

，再问，便是逼人揭伤疤。老人这辈子没读过几本书，却认得什么是“护犊子“——外甥这是在拿墙，护住自己里头那个人。外甥没说那层东西到底是什么，老人也不追问——有些重，是只能自己扛的。

“行。“老人最终说，“你走你的。我拦不住，也不拦了。可你记着，将来真到了那一步，别回头怨舅没劝过。“

“不怨。“陶爱民站起来，“舅，你当年借我那四千二，又追加两万，我没忘。这账清了，情清不了。你是我这趟，头一个懂我为什么要散的人——哪怕你嘴上不说。“

煤炉上的红薯熟了，甜香更浓。舅舅起身掀开锅盖，挑了最小的一个，递过来：“尝尝，你小时候最爱这口。“陶爱民接了，没吃，只在手里转了转。红薯还是那个红薯，甜里带点焦苦——像他这辈子要走的路，甜的是能护住的人，苦的是得亲手把到手的东西推开。手里的红薯还带着灶温，他忽然想起小时候跟舅舅去农机站，老人蹲在油泥地里拆一台柴油机，拆开缸体，教他认每一个零件，说：“机器和人一样，哪儿脏了得擦，哪儿松了得紧，糊弄一天，塌的是一辈子。“那时候他嫌油臭，只想着玩，没往心里去。如今隔着这些年回头看，舅舅教他的从来不是修机器，是“清“——哪儿不干净，得自己擦。

他把红薯轻轻放回锅边，说：“舅，留着您自己吃。“

他走到院门口，舅舅在背后叫住他：“爱民。“

“嗯。“

“你这路……“老人憋了半天，“舅信你。想不通，也信。“

老人转身进屋，没再送。陶爱民听见身后锅盖轻轻合上的声响，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走好“。

陶爱民没回头，摆了摆手。日头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舅舅家的砖地上。他想起清单背面那颗种子——头回伸手收下的那点东西，他这辈子只在自己心里，翻过一回。那一回他就明白，种子最怕的不是发芽，是有人明知道它会发芽，还由着它埋在土里。这一世，他要在它发芽前，连土一起刨干净。院里的红薯香还追着他，可他心里那块压了许久的石，这回是真的轻了。他没回头，也不该回头——有些话，说给舅舅听是情分，摁在自己心里，才是修行。

他蹬上自行车。下一站，是程教授。那个看他论文从“倒腾价差“转到“想弄明白这个国家怎么分钱“的人，得听他原原本本说一遍前因后果。导师若点头，他这辈子就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