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红漆描边

傍晚五点半，我蹬着自行车往父母家去。

永久牌，二八杠，车链子缺了半节护板，踩一圈咔啦响一声。太阳还悬在西边楼顶上，把半边天烧成橘红，老街两边的梧桐树投下长长的影子。这回我不是去收铜，是以儿子的身份走这条路，眼光不一样——经过街角副食店，看见王婶拎着网兜往家走，里头装着两个青萝卜；巷口修鞋匠老李头收摊了，工具箱盖子上挂着一把没卖完的塑料凉鞋；马路牙子上几个半大小子蹲成一排，弹玻璃球，脆响一声接一声。

这条路前世我走过无数遍。每一块裂缝我都记得。2010冬天，我最后一次从这儿走，是去借钱还债，没人借给我。那时候路灯是亮的，照着雪地发白。

父母家在老街最里头，三间青砖平房，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这个时节开的是紫蓝色的。我支好车，推木门进去，门轴吱呀一声。

院里飘来的味道让我愣了一下。

炖白菜。猪油炝过锅，放大白菜、粉条、豆腐，咕嘟咕嘟在铝锅里煮着。那股味道混着煤烟——院子角落里堆着蜂窝煤，旁边一只铁皮煤炉，上头坐着一把铝制烧水壶，壶嘴冒着白汽。这个味道没有饭馆里那种油腻，是瘦的、素的，带着一点点白菜帮子被煮烂之后的甜。

母亲刘淑芬从灶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水珠。她看见是我，没问”你怎么来了”，也没问”最近怎么样”。她只是笑了一下，说：“正好，盛饭。”然后转身进了灶房，铝锅盖被掀开的声音传出来。

父亲炜正坐在堂屋的藤椅上。五十二岁，蓝色工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他面前一张矮凳，矮凳上摆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掉了漆。他手里拿着一份《工人日报》，报纸举得不高，刚好挡住半张脸。

我没叫他。他也没放下报纸。

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从报纸上方露出来，往我这边扫了一眼。就一眼。然后他翻了一页报纸，哗啦一声，继续看。

“哥！”炜婷从里屋出来，十六岁，高中生，校服领口系着红领巾——不是少先队员，是他们学校为了运动会发的，她当围巾系。她手里攥着一本《高中数学竞赛题集》，书皮卷了边。“你发什么愣啊，进来坐啊。”

我跟着进了屋。

“电视关小点。”母亲端着锅进来，铝锅边上的木头把手上缠着布条。她一边走一边朝炜婷使眼色。炜婷蹦起来，把电视机音量拧小。14寸黑白电视正在播《渴望》，刘慧芳在屏幕上掉眼泪，雪花点一阵一阵的。

桌子是折叠的，四条腿有一条短，底下垫了块瓦片。四副碗筷，白瓷的，边上描着蓝边，磕碰的地方用红漆描过，描得不太匀，有些地方漆顺着裂缝渗下去，成了一道道红线。

母亲给我盛了一碗白菜汤，粉条堆得冒尖，又夹了一块豆腐放进我碗里。她没看我，只是把那碗往我跟前推了推。

“吃吧。”

父亲端起碗。右手，那只三年前被冲床砸过的手，端碗的时候在抖。腕子里头打过钢钉，天阴下雨会疼。白菜汤盛到碗里，晃出一圈油花。他低头喝了一口，没抬眼。

我拿起筷子。竹子的，装在一只竹筒做的筷筒里，筒身上用刀刻

着一只粗糙的梅花。

桌上很安静，只有电视里的配音和咀嚼声。

“爸，妈，”我放下筷子，“我有件事要说。”

母亲夹菜的手停在半空。父亲继续嚼，一下，两下。

“我从五金厂辞职了。”

空气凝固了两秒钟。

父亲慢慢放下碗。碗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脆响。他的手还在抖，一滴汤汁从碗沿溅出来，落在桌面上。他没看我，看向电视。刘慧芳正好说出那句台词：“大明，你不能这样……”屋子里回荡着配音的混响。

母亲没说话。她把那块悬在半空的豆腐夹回自己碗里，低下头，用筷子把豆腐戳成两半。

“辞了多久了？”父亲开口。声音不高，有点哑。

“快两周了。”

“找到下家了？”

“没找厂。”我说，“我自己干。收废铜，倒手卖。”

父亲的腮帮子绷紧了。他端起面前那只小酒盅——里面盛着半杯红星二锅头，没喝，只是端在手里。酒面晃出一圈细纹。

“哥又不是不干活，”炜婷突然插嘴，“他只是换了个活干。收废品怎么了？不偷不抢的——”

父亲转过头看她。

就一眼。不重，甚至不凶。但炜婷的话立刻断在了半截。她低下头，筷子在碗里戳着粉条，戳了几下，又小声补了一句：“反正比厂里那些光说不干的领导强……”

声音小了，但没认错。

父亲没理她。他转过头，第一次正眼看我。

“你那个……收废品的，能挣多少？”

“本钱一百二，现在有一百五十八块五。”我说，“一天能跑两三户，收几十斤铜，转手挣差价。李老头出本钱，我验货，利润三七开。”

我把铝锅里的白菜汤盛到父亲碗里，补了一句：“比我在厂里挣得多。我原来一个月四十二块，现在我一天能挣十块。”

父亲看着我。他的眼睛很亮，比我想象的亮，但那双眼睛底下有很深的眼袋，是常年上夜班熬出来的。他没说话，低头喝了口酒。

桌子底下，母亲的脚轻轻踢了父亲一下。

父亲没反应。他又夹了一筷子白菜，嚼得很慢。

“我想先做收铜，”我说，“等本钱够了，开一家自己的店。不卖废品，卖五金材料。一条街就一家，没人竞争的那种。”

父亲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很短，大概半秒钟。然后他继续嚼，咽下去，端起酒盅，把剩下的二锅头一口喝完。

“吃饭。”他说。

桌上又只剩下电视机的声音和咀嚼声。母亲端起碗，喝了一口汤，眼镜片上蒙了一层热气。她摘下来在围裙上擦了擦，又戴上。

父亲站起来，走进里屋，门帘子哗啦一声响。片刻，他出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小布包，是母亲缝衣服剩下的布头拼的。他往桌上一放，转身又坐回藤椅，拿起《工人日报》，报纸哗啦一响，遮住了脸。

母亲打开布包，里面是两个煮鸡蛋，皮上还有温热的水汽。

“你爸早上买的，”她说，“说要留给你。”

我把鸡蛋推过去：“给

炜婷吃。她念书费脑子。”

“我不吃。”炜婷把书合上，“哥你吃一个，我吃一个，公平。”

母亲把鸡蛋一人碗里塞了一个。

饭后，炜婷从里屋翻出一张纸，啪地拍在桌上。是一张成绩单，红墨水印的，年级第三。她没说话，只是用手指点了点那个”3”，下巴抬着，嘴角却压着笑。

“不错。”我说。

“什么叫不错，”炜婷瞪我，“全年级三百多号人呢。”

我笑了。前世这个时候，炜婷正因为家里凑不齐下学期学费，偷偷去饭馆洗过碗。后来没参加高考，去了纺织厂，十九岁那年被机器绞断了三根手指。那年她二十一岁，我二十三，我欠了一屁股债，连她手术费都拿不出来。

“继续保持，”我说，“哥供你。”

她撇撇嘴：“你才挣几个钱。”

我从兜里掏出钱来。三十五块，是李老头今天分给我的。我把钱塞给母亲。她往后缩，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不接。

“你拿着。”

“我不要。”

“给炜婷买参考书。”我把钱放在桌上，用搪瓷缸子角压住，“她念得好，不能让书拖后腿。”

母亲看着那叠钱，又看看我。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没说。她把围裙摘下来，叠好，放在灶台上。

“路上慢点。”

我点点头，推门出去。院子里牵牛花在暮色里缩成了花苞。我蹬上车，骑出院门。

“炜杰。”

父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刹住车，单脚点地，回头。

他站在院门口，藤椅上的报纸忘了拿，还留在屋里。他两只手垂在身侧，右手在抖。

“挣了钱，别乱花。”他说。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别让人骗了。”

我说：“嗯。”

他没再说话，转身进了院，木门在我身后吱呀一声关上。

天已经黑透了。我蹬着车往住处走，车链子咔啦咔啦响。路灯亮了一盏，昏黄的一小团，再往前又暗下去。我经过老街拐角，习惯性地往墙根底下那张广告瞥了一眼。

“高价回收各类废旧金属，价格从优。”传呼机号码下面，浆糊还没干透。

有人站在广告下面。

两个人。一个是赵强，靠着墙，米黄的确良衬衫扣子解了两颗，手里夹着烟，没点。另一个穿着浅色西装，背对着我，正用手比划着什么。赵强在听，头一点一点的。

我认得那个西装的背影。

电机厂仓库，窗后面，和老张争论的那个。

车轮碾过一块碎砖头，咔啦一响。赵强抬起头，朝我这边看过来。我们的目光在半空中碰了一下。

我没停。我蹬着车从他面前过去了。

赵强没喊我。西装男人也没回头。

骑过去大概二十米，我拐进一条小巷，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赵强还靠在那张广告下面，西装男人已经走远了，背影缩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街角。

我攥紧车把，手心里的汗让橡胶把套变得发黏。

车链子又响了一声。我蹬了一脚，骑进夜色里。